「法官問你希望怎麼判，你講『死刑』，法官就真的會這樣判嗎？就算我今天喊說要他『死刑』，他可能最重就是無期徒刑，如果哪天他出來，會不會覺得『你們都不放過我』……」
2013年5月份早晨，嘉義28歲涂姓公務員因不堪呂姓男友情緒控管不佳與暴力行為而提出分手，卻在踏出家門一瞬間呂男殺害──涂女之死引起社會嘩然，媒體說這是「情殺」、惋惜「甜美公務員」就此殞命，受害人母親的金鶯在法庭所言，也意外成為媒體關注焦點。
「一命抵一命換不回我的孩子，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如果有看到他在轉變，請給他一個機會」，金鶯的發言被與「原諒」劃上等號，有人敬佩她、也有人怒罵她「憑什麼替女兒說原諒」，各種喧囂背後，卻很少人看見家屬的無力、金鶯真正的擔憂。
被害者家屬被迫面對的「現實」是什麼，8年來金鶯不只是當事人、也是陪伴無數個破碎家庭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資深志工，她體悟太多了──案件發生當下民眾都會高喊「死刑」，新聞熱潮過後的被害者家屬卻彷若隱形人，該如何修補那千瘡百孔的生活是一條太過難走的路，而金鶯與另一名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19年資深人員呂莉玲看見的，正是這些不被看見的無助。
深知「死刑」無法如家屬所願 她要法官自己做決定、卻遭網友怒轟「白癡媽媽」
歷經女兒遇害、與加害人書信往來之後，金鶯顯然成為一種「被害人代表」，甚至在毫不相關的案件、2015年北投女童割喉案也有記者找上門問她：「妳為什麼當初要『原諒』加害者？」金鶯坦言自己當時已經不太願意再接受訪問，談「原諒」這詞太重了，她是「放下」，而且不得不放下。
人人都會說「殺人償命天經地義」，金鶯卻明白那是司法難以實現的。當時呂男對於殺害女友非常後悔、打算跳水尋死卻被警察救下，金鶯就很清楚法官不會判一個「看起來有悔意」的青年死刑、他未來一定能走出監獄，於是當法官問「妳希望怎麼判」，金鶯當下陷入各種糾結。
「法官是做一個球，讓家屬陷於後續恐懼。」儘管金鶯願意相信法官是好意、讓被害者家屬有被傾聽心聲的感覺，她明白，判決不是家屬有權力能決定的──當家屬高喊「死刑」卻未能如願，未來一切問題就必須自行面對。
誰知道凶手幾年後會出來？當初在法庭喊這麼大聲、一定要他死，他會不會憤怒「你們都不放過我」？假釋出來會通知被害家屬，有用嗎？他會認錯還是來報復？即便金鶯已讀了凶手寫的道歉信，她不知書信有幾分實話、也還無法跟凶手面對面談話來判斷，法官一句「妳希望怎麼判」，是把責任甩鍋家屬。
「我無法喊出要他死刑，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金鶯在法庭上這樣說，也寫信給法官，希望交由法官決定：「如果有看到他在轉變，請給他一個機會。」她不知道凶手有無真心悔過，只是相信法官審理案件有評估的標準、絕對比她準，沒想到這封信後來就被流出到記者手裡、成了熱門話題，斗大新聞標題說她要「原諒」了，各種責難也隨之到來。
「白癡媽媽」、「妳沒有權力替女兒原諒」、「還好死的是你女兒」，那時金鶯不僅要面對家族、女兒朋友們的眼光還要看這些網路留言，她沒回話，內心的疼痛無人能知：「你們有沒有想過，我用多少時間讓自己站起來，但你們一句話就把我打入深淵……有沒有想過人家是怎樣的心境？知道你一句話讓別人多痛嗎？說什麼『還好死的是妳女兒』、『妳不能代表妳女兒』，那你又是誰呢？」
那些陌生人看不見金鶯終日淚流不止的憔悴、看不見她花多少時間才能走出家門，也看不見她真正的想法：「我想讓他看見他自己的錯，就算他有一天假釋出去，走的路也絕對不會順遂，當他出來的那一天，他要知道這些疏離都是自己造成的……」
當死刑無法如家屬所願，金鶯很希望活下來的凶手能夠真心認錯、承擔往後將面臨的一切，她已將個人憤怒放在一旁、只盼為未來的社會安全做一點努力，只是當媒體斷章取義，這份心情也難以被看見了。
曾於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工作19年、退休後又繼續擔任志工的資深工作者呂莉玲，她也曾碰過一位被報導為「原諒凶手」的爸爸，女兒提分手、前男友闖入家中殺害阿公還刺了爸爸肺部一刀，那爸爸雖然鬼門關前走一回、卻仍在法庭說了「原諒」──他一樣深受親友不諒解、被網友攻擊，卻很少人知道那「原諒」背後的沉重，是希望女兒別再自責、希望家族與凶手的牽連到此為止。
「悲傷不會那麼快走過去」被害家屬面臨無盡二度傷害 最常見是「不要想太多」
被害者家屬的煎熬不僅在法庭上，當金鶯後來成了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志工、8年來陪伴無數破碎家庭，她看見的最大共通點是：「悲傷不會那麼快走過去。」家屬往往對未來相當茫然恐懼，甚至會擔心：別人怎麼看我們？會不會覺得我們家做了不好的事？各種因素交疊下，走不出門就成了常態。
金鶯曾碰過一個孩子被殺害的家庭，媽媽連出門拿藥都有困難，原本都是在台中市、卻刻意繞到遠方，「她不願出現在大家認識他的範圍裡，最好不要碰到任何認識的人……」一個媽媽被爸爸殺害的家庭亦同，那孩子後來搬走、不願留在故鄉，熟人的一句問候都是負擔──也有個媽媽曾把自己鎖起來1年多、天天哭、哭到頭痛狂喝感冒糖漿，「她看起來像是想跟著先生走，她的孩子還在讀書、讀書到一半還會打電話回去問媽媽狀況怎樣……」
「不要想太多」、「放下」、「不要哭」是被害者家屬常聽到的，金鶯直言，怎可能馬上放下、馬上不要哭？人真正需要的關心是「有需要的話，我會在你身邊」，而提供家屬所需協助正是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工作──第一時間家屬需要的大多是法律協助，提供所需並長期陪伴，家屬才會慢慢把內心想法、心情轉折告訴志工，至於能否再進行心理諮商，就看當事人需求。
談起家屬的需求，犯保志工呂莉玲補充，許多被害人與家屬也會非常害怕被加害人報復、尤其是加害人沒被羈押時，例如一起女子被交往對象割去五官的案件，那女子活下來了，卻要開始擔心「沒辦法搬家怎麼辦」。這時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也會協助，視被害人需求連結警政社福資源找庇護管道，過去台中分會也有專案提供被害人與家屬到旅社緊急避難幾天。
媒體帶來的二度傷害，也是被害家屬時常面臨的難題。金鶯回憶女兒過世時在殯儀館就有記者來，那時她哭得不成人形，她很困惑：「到底是要拍什麼？」呂莉玲則說：「你想，被害人會願意讓人看嗎？沒有人會希望他最悲傷、最糟糕的時候被人看到……」金鶯也碰過許多家屬可能連開完庭也不清楚案情，媒體卻好像都把「劇情」編好了，這不只再次傷害家屬，甚至也影響後續司法。
就呂莉玲遇過狀況，曾有個工廠小開遭中國籍女友分屍，媒體一直說被害人多有錢多有錢，後來家屬被判的犯罪被害人補償金就很低，說是被害人有過失、也說他們家境好不用賠那麼多──事實上，案件發生後工廠就關了、家人也欠錢了，準備再多資料，一條人命也只賠幾十萬。
就現行《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與2021年法務部提出《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修法草案，第33、34條確實有規範媒體應注意被害人與家屬之名譽與隱私、不得報導被害過程影片與截圖、主管機關也應督導，但就目前對媒體處置，至多就是「應依相關法律規定負民事、刑事及行政責任」──曾有家屬打電話要求媒體下架、要求失敗以後又請呂莉玲幫忙，沒想到媒體主管回嗆：「每家都有報，你們只打我家？」無奈的是，無論舊法新法，都無法處理這些問題。
犯罪被害人保護資源嚴重不足！貧困家庭無力安葬死者 她甚至曾找宗教團體來幫忙
陪伴家屬並非易事，更難的是資源不足。雖然目前有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29條、由法務部及衛生福利部成立之專責機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呂莉玲說，以現行法律服務對象甚廣，包括兒少被害人、勞保職災、死亡、重傷案件，一年收案可能超過500件、最大宗是車禍，因此，陪伴家屬的最大難題是：「這麼多案件就我們這一點人處理，雖然我們很用心，你覺得會做出多大的效果呢？」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雖在各地有分會，大多只有兩名正職、其餘仰賴志工協助，人力有限下，呂莉玲一開始最困擾的就是該怎麼快速找到被害人與家屬。很多家屬會質問政府在哪犯保在哪，這問題直到2016年內湖女童命案（小燈泡案）後才有制度改革，由警政系統保護官第一時間聯繫犯保人員。
如今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已經進展到可以第一時間接觸到家屬，協助家屬找法律資源、陪同偵訊做筆錄、檢察官解剖相驗時幫忙擋媒體並陪伴，但呂莉玲也坦言，人力有限下，犯保人員陪伴家屬的程度不太可能到社工的緊密度，該如何讓家屬願意接受心理諮商更是難題。
資源不足亦是極大問題，呂莉玲19年工作經驗裡也不得不養成向外界找資源的技能──曾有個家庭經濟困難到連安葬死者都有問題、犯罪被害人補償金卻要等被告確定有罪後才可以審理、犯保急難救助金最高也僅3萬元，呂莉玲就去找宗教團體幫忙；50多歲被害人被丈夫設局謀殺未果、家庭破碎無法獨自生活，呂莉玲去找大企業基金會、就業服務站協助；父親被殺害留下貧困年幼的孩子、孩子平凡的願望只是希望有床新棉被，呂莉玲就找記者來報導，隔天辦公室瞬間被民眾愛心物資塞爆，棉被、罐頭、生活用品、連內褲都有了。
呂莉玲的理想不只是陪伴被害人與家屬走過紛擾的司法過程、給資源，她更希望做到的是「生活重建」，讓被害人重新找回力量，即「賦能」，讓人覺得自己是有力量改變什麼的。例如2018年台中王姓牙醫遭思覺失調症患者刺死案件，遺孀鄒女士的盼望是：「不希望我先生白白被殺害，希望有人給精神疾病患者幫助。」於是，時任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中分會主委林坤賢找法律界人士陪鄒女士舉行公聽會、座談會推動相關修法，鄒女士不再只是「被害人」，而是苦撐傷痛也要奮力去改變社會的人。
這些工作都需要經驗與專業，但現實是犯保工作工時不定、薪資不高、無法長久留住人，雖然家屬金鶯很希望縣市政府也能撥預算到各地分會，呂莉玲道出無奈：「我們是在法務部底下的一個基金會，但法務部主要工作是打擊犯罪、主體在檢察官跟偵查工作，我們預算其實很難增加。」雖然上頭長官會覺得人力不夠找志工就好，但一些重點工作還是需要專業人員，「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你必須要花人力、給足夠的預算。」
被害人家屬真正所需：就算無法回到以前的生活，也要能重新找到力量
談起被害者家屬面臨的最大困難，身為家屬也身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志工的金鶯，最大感觸就是：如何重新接回原本生活。生活當然不可能恢復到跟「原本」一樣，但很多家屬連原本的生活習慣都失去了，不出門、不想接觸認識的人，甚至往後人生任何瞬間都不敢表達快樂，被囚禁於「被害者該有的樣子」──「社會氛圍讓他把自己框住了，但我們必須當個陪伴者、陪他走出他設的枷鎖，讓他知道重新拾回歡笑是『正常』的。」
陪伴家屬需要極高敏銳度與細心，金鶯會從一些日常生活細節開始，問家屬有沒有出去走走、晚上睡得如何，如果發現他一直睡不好、覺得活著沒意義，就必須多留意──志工之於家屬或許是陌生人，但有些人可能就是不想跟親戚或鄰居談傷痛，對一個不認識的人反而比較容易傾訴心聲、發洩痛苦與難過。
再進一步就是金鶯也參與過的「修復式司法」，透過專業人士陪伴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對話，讓被害人得以表達出自己的感受、讓加害人尋找彌補犯罪的方法。但金鶯也強調，「修復式司法」時機真的要謹慎掌握、最好在判刑確定後，否則光「修復」兩個字就會引起很大反感，家屬會以為這是和解、也可能認定加害人是為了求減刑才來，造成二度傷害。
金鶯不是不能理解加害人想求減刑的心情，但對被害人家屬來說，他們想看到的是加害人有沒有承擔、對自己犯下的過錯有無真正認錯，修復式司法是一個契機──這不是要家屬去「原諒」、也不是做了就可以讓凶手減刑，這是對話的空間，家屬也有機會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走過與加害者對話這條路，金鶯明白，加害與被害雙方都能在對話裡有不一樣的機會──若被害者家屬能從加害者言談舉止看到悔意，會更有機會找回面對人生的力量，對加害者來說也是更能體悟自身過錯、避免下個悲劇發生。
失去女兒的傷痛永遠不可能被填補，但金鶯拚命一步步找回力量了，她不僅在案發半年後加入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志工培訓、被錄取，看著台灣刑事案件再犯率之高，她也開始投入非行少年（犯罪青少年）的志工工作──金鶯明白每個犯錯的少年逞兇鬥狠背後都有原因、都有改變的機會，她想抓住那機會，避免悲劇再發生。
最後問起呂莉玲，被害人最需要的是什麼？呂莉玲在電話一端先是反問：金鶯怎麼說？「大概是，回到本來的生活？」「對，雖然已經回不去了。」一條失去的人命永遠不可能尋回、任何陪伴家屬的人也永遠不可能替他們解決所有問題，但若是能投入陪伴被害家屬的專業人力增加，那些生命重新起步的機會，也將不再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