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邁可．布若威（Michael Burawoy 2012）曾經確認並深化了哈維爾的權力圖像，他將國家社會主義和先進資本主義下勞工的支配進行比較，且大部分極具說服力。他的論述借鑑了葛蘭西霸權概念的優缺點，另一方面則參考了布迪厄對於慣習及象徵性支配解釋的優缺點。布若威透過神祕化（mystification）將先進資本主義下的製造同意與國家社會主義下「剝削與支配的明顯透明性」（201）進行了對比。資本主義下的工人同時屈從於剝削及導致誤認的神祕化，透過補償性的玩遊戲及鼓勵工人追求象徵性報酬的管理技巧，神祕化向工人隱藏了剝削的真相。但是在國家社會主義底下，這種神祕化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黨國及其機構對社會主義意識的強力灌輸」使得「剝削的運作變得透明」（198）。因此，工廠裡的組織化儀式是無效的，因為工人「用統治意識形態來反對統治者，要求他們實現他們社會主義宣傳中宣稱的權利。國家社會主義的官僚體制播下的是異議的種子，而不是同意的種子」（199）。葛蘭西對資本主義下霸權的解釋在今天是不充分的，因為他沒有看到神祕化的作用：他的經驗是工人占領工廠並透過工人委員會組織生產，「對黨及工會對資本主義的同意是完全明白而清楚的」（196）。與此相反，根據布若威的看法，布迪厄「將他對當代法國及前資本主義卡拜耳社會的想法錯誤地普遍化到所有的社會秩序」（192），因此「將誤認理解為一種深刻而普遍的經驗—是整合並身體化的慣習的結果，一種內化的過程，而不是無意識而非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自發效應」（189）。因此，葛蘭西未能看見神祕化對於穩定先進資本主義的重要性，布迪厄的慣習則銘刻得過於深刻，以致於無法理解國家資本主義的脆弱感。葛蘭西因此對於對抗支配的可能性過於樂觀，而布迪厄則又過於悲觀。
＊作者為牛津出身的文藝復興人。他不僅博通百家，並且喜好與人爭辯或對話。在專業訓練上，他至少跨越了哲學、社會學與政治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