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討論的是系統性非三向度權力的一個案例—如今已成為經典的〈無權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一文，由瓦茲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寫於1978 年（Havel 2018），哈維爾是社會運動領袖、傑出劇作家及未來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也在1989 年至2003 年擔任後來的捷克共和國總統。這篇著名的文章曾是對「後極權體制」中權力本質及機制的深刻描繪及敏銳分析，這種權力在蘇聯式「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最後數十年的慘澹歲月中發揮了作用。這是一個「表象的世界」、一個純粹的遊戲，其背後是完全的操控、極其嚴格的控制，越軌行為是危險的，受到十分嚴厲的懲罰，孩子們會密報自己的老師和父母，不聽話的知識份子被派去做最單調的粗活，而法典成為儀式性溝通的基本工具，用來掩蓋法庭、檢察官和警察對權力的任意行使。哈維爾寫到，那裡的居民習慣了不得不「生活在謊言中」—一個賣蔬果的小販（我會再談到他）將「世界上的工人，團結起來！」標語放在自己的窗口，還有另一個辦公室職員也豎起了自己的標語；他們其實一點也不關心別人的標語，但卻強迫其他人必須「接受遊戲規則，從而確保了首先要求人們豎起標語的那個權力」。這些標語賦予這個世界一種「內在的一致性」：它們是「將它凝聚起來的黏合劑，它的結合原則、它的規訓工具」（362）。
哈維爾宣稱這個世界的居民不得不「生活在謊言中」，這意味著他們已經受夠了必須接受與謊言共存並生活在謊言中，受夠了必須表現得好像這些標語是有意義的、法律的運用是恰當的。因此，他們生活在「一個表象的世界，一種純粹儀式性、形式化的語言，被剝奪了與現實的語意聯繫並轉化為一個儀式符號的系統，它以偽現實取代了現實」（362）。我們應注意到，這裡描繪的不是一個成功灌輸意識形態的世界，而是個失敗的意識形態的世界。沒有人上當：從蔬果販子、辦公室職員到釀酒廠工人，從黨的低階幹部到當權者，整個權力階層體系都對遊戲的規則及其操弄模式心知肚明。
所以讓我們再回到那位蔬果販子身上—一個受無數景仰哈維爾的讀者及其文章的詮釋者廣泛注意及討論的人物。首先要注意到的是這是蘇聯式共產主義體制底下的一個蔬果販子：不是從其財產權中獲得少許尊嚴和自由的小資產階級資本家，而是用大衛．奧斯特（David Ost）的話來說，一個零售工作者，相較於哈維爾主要以知識份子及專業人士為主的讀者，他的影響力小得多，甚至連捷克斯洛伐克工廠工人都比不上。他的店舖（捷克文obchod）不在生產週期中據有關鍵位置，沒有公司依賴它的產品來經營。除了店裡的幾個僱員外，它的經理也沒有位置可以來影響任何人．哈維爾自己就將這名蔬果販子描寫成一個孤獨的個體，他沒有在需要時可以部署的網絡。（Ost 2018: 302）
其次，哈維爾以寓言的形式來呈現這名蔬果販的故事。標語海報是跟著洋蔥和胡蘿蔔從企業總部送到我們的蔬果販子手上的。他將它們掛進櫥窗裡，只因為他多年來一直是這樣做
的，因為每個人都這樣做，也因為事情就是要這樣做。如果他拒絕，他就可能惹上麻煩。他可能因為沒有適當裝飾他的櫥窗做的成千上萬件事情之一（Havel 2018: 359）。
那個標語就是一個訊息，它「上傳給那名蔬果販子的上級，同時也是一個盾牌，保護他免受潛在告密者的傷害。因此那個標語的真正意義深深地根植於那名蔬果販子的生存中。它反映了他的切身利益」。它是個「至少在其文本表面表明了一種無私信念的符號」，但它「幫助向這名蔬果販子隱瞞他那低落的服從基礎，同時也掩蓋了他那低落的權力基礎」（359）。基本上這就是哈維爾對這名被視為普通公民代表的蔬果販子的描述。正如它的實際意涵，這對哈維爾是很清楚的：當這名蔬果販子不再擺出標語並開始說出自己的真心話時，他將開始「生活在真理中」，而整個體制也將從內部開始崩潰。
雖然我是這篇文章的長期欣賞者，但我同意奧斯特對它的尖銳批評（Ost 2018）。奧斯特寫到，哈維爾「從未給予這名蔬果商人一個應得的評價」（304）；實際上，他是用一種施恩俯就的居高臨下姿態來描述他。此外，它「犯了道德錯誤，將責任推給最弱勢的人」，而且還「犯了政治上的謬誤：國家社會主義不是因為一般人不再行禮如儀而垮台，而是當社運人士組織的運動強大到足以爭取到那些謹慎的循規蹈矩者並將他們改變時才垮台的」（302）。
蔬果販子是缺乏資源的人之一。他接近史考特所描繪的一個接近當代的例子，他描述了這類人通常如何透過迴避正面衝突來抵抗權力、以用欺騙和裝糊塗的方式來維護自己尊嚴。蔬果販子櫥窗裡的標語就是他對史考特所謂「公開文本」的貢而被訓斥一頓；有人甚至會指責他不忠黨愛國。他這樣做是因為一個人想要生活下去就必須要做這些事。就像他們說的，想要保證擁有一個「與社會和諧共處的」相對平靜生活，這是要獻。確實，奧斯特自己就引用了史考特的著作，並觀察到「缺乏資源者可以生活在真理中，同時盡責地在牆上掛上海報」、「玩一個只是表面上接受國家社會主義的遊戲」（306）（正如捷克工廠工人有時也會成功玩遊戲，得到薪資和勞動條件的改善）。這是個人們普遍在玩的「表面工夫」遊戲，就是所有人都假裝遵守官方的那一套。哈維爾那種「生活在真理中」的公開方式是「知識份子的抵抗方式、剛冒出頭的反對派的抵抗方式，是那些有資源可以部署的人在自我防禦時的抵抗方式」（303）。關鍵是，東歐到了1970 年代時，由自願公民－主體同意權力支配的年代早已過去，「異議份子」這個廣為西方記者和評論家所喜愛的標籤帶有誤導性，因為它指稱的是那些大膽或魯莽到敢大聲說出每個人都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的人。但根本沒有人真正相信那套遊戲了：當每個人都在日常生活中將支配體系的結構、機制和受益者視為理所當然時，沒有人會在這套支配體系中被愚弄。每個人都將權力及其執行機制—權力的第一和第二張「臉孔」，看得清清楚楚1。
1. 邁可．布若威（Michael Burawoy 2012）曾經確認並深化了哈維爾的權力圖像，他將國家社會主義和先進資本主義下勞工的支配進行比較，且大部分極具說服力。他的論述借鑑了葛蘭西霸權概念的優缺點，另一方面則參考了布迪厄對於慣習及象徵性支配解釋的優缺點。布若威透過神祕化（mystification）將先進資本主義下的製造同意與國家社會主義下「剝削與支配的明顯透明性」（201）進行了對比。資本主義下的工人同時屈從於剝削及導致誤認的神祕化，透過補償性的玩遊戲及鼓勵工人追求象徵性報酬的管理技巧，神祕化向工人隱藏了剝削的真相。但是在國家社會主義底下，這種神祕化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黨國及其機構對社會主義意識的強力灌輸」使得「剝削的運作變得透明」（198）。因此，工廠裡的組織化儀式是無效的，因為工人「用統治意識形態來反對統治者，要求他們實現他們社會主義宣傳中宣稱的權利。國家社會主義的官僚體制播下的是異議的種子，而不是同意的種子」（199）。葛蘭西對資本主義下霸權的解釋在今天是不充分的，因為他沒有看到神祕化的作用：他的經驗是工人占領工廠並透過工人委員會組織生產，「對黨及工會對資本主義的同意是完全明白而清楚的」（196）。與此相反，根據布若威的看法，布迪厄「將他對當代法國及前資本主義卡拜耳社會的想法錯誤地普遍化到所有的社會秩序」（192），因此「將誤認理解為一種深刻而普遍的經驗—是整合並身體化的慣習的結果，一種內化的過程，而不是無意識而非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自發效應」（189）。因此，葛蘭西未能看見神祕化對於穩定先進資本主義的重要性，布迪厄的慣習則銘刻得過於深刻，以致於無法理解國家資本主義的脆弱感。葛蘭西因此對於對抗支配的可能性過於樂觀，而布迪厄則又過於悲觀。
＊作者為牛津出身的文藝復興人。他不僅博通百家，並且喜好與人爭辯或對話。在專業訓練上，他至少跨越了哲學、社會學與政治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