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費周章立了一個法，結果什麼武器都沒有，對受害者、加害者來說都不公平，加害者做的事可能沒證據，受害者也很難平反名譽……我們連檔案在哪都不知道，特務的問題沒有人可以清楚說出檔案在哪，這只能靠政府願不願意主動回頭。」
中正紀念堂、中正路、「雨農」國小怎麼改？改了以後還該做什麼？
除了錢、時間問題，鄭嘉瑩嘆，《促轉條例》亦無交代該如何處理中正紀念堂、慈湖等政治遺址的問題：「中正紀念堂原址被迫遷走的人要不要賠償？賠完以後要拆，還是不拆？這東西沒有正確答案，但留或不留都是一門藝術、一門智慧……我們真的該用國家預算去悼念獨裁者嗎？跟北京人民大會堂、俄羅斯列寧墓有什麼不一樣，這是台灣一直沒有思考的，《促轉條例》也沒提到。」
鄭嘉瑩也提醒，除了討論度極高的中正紀念堂外，台灣有一些被「漂白」的政治遺址，例如過去警備總部變成海巡署、又變成國防後備指揮部，或被忽略的遺址，例如全台各地過去國民黨員集合地點、中山堂、介壽堂，「如果今天留了他，能否詮釋他？如果不留，怎麼該下一代交代『為什麼不留』」，也是台灣人該思考的。
《促轉條例》過關後，要不要改掉「中正路」成熱門話題，而鄭嘉瑩表示，除了「中正路」以外，台灣還有很多獨裁統治留下來的地名，例如跟特務戴笠有關的「雨農國小」、或一些因為「國民政府覺得不好聽」被改掉的古地名，要不要、該不該、怎麼回復，都是必須思考的。
鄭嘉瑩也提醒，改名雖然不難，但改了以後也該思考是否該補上介紹，例如「何時改路名」，下一代才能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該改怎樣的名字也是一門學問。
「有沒有可能改掉中正路的路名，取一個大家都能信服的新名字？」鄭嘉瑩以德國瓦特‧柯林恩貝克路（Walter Klingenbeck-Weg）為例，這條路名係紀念一名反納粹年輕人，他在14歲起身反抗、之後因慶祝同盟國勝利被送上斷頭台。
瓦特‧柯林恩貝克的故事在1997年被放進教科書，教會一旁的路也以其名命名，鄭嘉瑩說，這是「提醒大家這條路上70年前有個年輕人站出來，反抗時代下的不公義」，路旁也有放上他的照片說明過去歷史，是台灣可參考的作法。
「台灣能做的應該不輸人，這塊土地能做的更多」催生台灣歷史記憶
最後鄭嘉瑩提問，《促轉條例》能否「催生出屬於台灣的歷史記憶」？鄭嘉瑩以「天馬茶房」為例，嘆台灣雖然保留了天馬茶房，許多人經過南京西路卻不知此處與二二八事件有關，「我們從來沒有去想過屬於這塊土地的歷史記憶是什麼，發展觀光跟教育下一代的機會。」
鄭嘉瑩舉例，德國有民間團體發起「踏腳石」藝術，在路面鋪上金色小磚簡介每棟建築物過去歷史，在國外甚至能包裝成高價旅遊行程，但在台灣，過去埋葬受難者的六張犁公墓卻沒在六張犁站立碑，是很可惜的：「台灣能做的應該不輸人，這塊土地能做的更多。」
鄭嘉瑩提醒，無論《促轉條例》會不會「落日」，民間或許都該思考要不要做類似「踏腳石」這樣的計畫。歷史記憶係台灣珍貴的資產，能否從轉型正義過程裡梳理出這些，將是台灣人要共同面對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