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關懷經濟弱勢者、疫情期間也積極協助酒店公關找資源的作家林立青說，酒店停業衝擊非同小可，「要轉業也來不及，轉業要時間，也很少人可以『斜槓』斜很開，而且現在是所有相關工作都沒了，做台式酒店的不可能跳去日式酒店、跳去小吃部……很多人要租房養家顧小的，瞬間沒有收真的壓力很大，可能一開始可以變賣東西、省吃儉用，但如果是從5月15日到8月完全沒收入，那壓力會很大……」
在林立青看來，酒店公關求助最困難在「污名」，社會同情單親媽媽、同情獨自帶兩個孩子還要養年邁爸媽的女人，但只要一說她是做「酒店」就好像瞬間什麼都不行，正如街友明明就是老年弱勢阿公、收入被疫情影響，卻因流落街頭承受污名、在地人會覺得「有人躺在那看起來很糟」。
因此，當林立青協助找資源時，溝通策略會著重在弱勢身份如低收入戶、單親媽媽，也盡力開出實質需求如兒童口罩、奶粉尿布，也幸好總有人願意相挺，例如創辦南機場食物銀行的中正區忠勤里里長方荷生，不僅傳授「物資包」比例分配經驗也提供奶粉、微調單親家庭所需物資──就幸好有方荷生這樣的人，他眼裡看見的不是酒店公關、不是任一職業、甚至也不會只是單親家庭，而是一個急迫需要支援的「人」。
社工道破社福系統大難題：如果只討論「從良」，他們會越遠離助人工作者
或許有些人還是覺得做酒店就是「剝削」、要去「拯救」所有女性脫離性產業，但在社工阿田（化名）看來，真心想協助一個人，終究必須看見對方的處境：「我心中的女性主義，是每人都有進出性產業的自由、有選擇的自由……典型社工常會說做八大有多少傷害、要盡早離開，卻很少看到從業者為自己生存奮鬥的選擇──這是他們很努力求生存的方式，但沒有被看見，而是被貼標籤。」
社會對酒店的污名、從業者的「不能說」，確實造成太多難題。就阿田經驗，有太多年輕酒店公關不知道能否跟家人親戚朋友說自己正在做、曾經做八大，即便有了親密伴侶，火氣一來大吵起來，「你做八大」竟也變成對方逞口舌的利箭，「所以滿多人都選擇不說，這在親密關係裡就一直有個秘密、不能說……」
「不能說」不只影響到人際關係，在社會福利系統也成了極大阻力。阿田坦言，社福系統確實不希望未成年者從事酒店公關、被知悉的話就會必須被評估是否要進安置機構，社工也多數被賦予「從良大業」、要讓少女知道做八大的傷害並自行離開，但這與少女生活處境有很大落差──當現有難關無法被解決，做酒店是少女們少數僅有的選擇，如果社工一味叫少女離開，「變成大家裝沒事、說『我沒在做』、想辦法脫離社工服務，『不要管我』就是最好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