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國內旅遊發展很快，無論國內外旅客旅遊人次都創新高，而在台灣有許多地方的風景區，特別是跟水或湖有關的地方，其地名都有埤、塘、圳等字，例如宜蘭有名的天送埤、長埤湖等，或台大校園的柳公圳，更不用說有名的嘉南大圳等，而這些地名的由來，其實多數跟台灣的農田灌溉水源系統建立有關。
早期是農民開墾的土地來提供水源
這些地方，年紀大一點的當地老人家都知道，很多都是延續日本時代就有的農田灌溉系統，那這跟農田水利會有什麼關係呢？其實，若要追溯，更早期透過開拓所謂的堤、埤、塘、圳來灌溉農田，確實是私人開墾開始的，遠在日本時代以前清朝與鄭氏王朝，甚至可追溯到荷蘭人統治台灣的時候，目前台灣農地計算面積的「甲」，就是延用荷蘭人的計算方式。
荷蘭人之後，是鄭成功政權統治時期，在當時為了養軍隊，農田的耕種面積越來越大，因此，這些水利設施的使用費用，變成鄭氏政權收取稅收的一種來源，而為了收錢，遂開始有組織起來，到了清朝時期，則更有組織並開始頒布法令來規範，而這就是台灣農田水利會的雛形了。
日治時期開始有正式的農田水利會，也就是以前所稱的「農田水利組合」，從這時期開始，由於政府更加的積極介入，而有一連串透過政府出錢投入的農田灌溉系統大型規劃與建設出現，例如「官佃溪埤圳計畫」即大家都知道的嘉南大圳。
各階段台灣統治者開始加強投入開發農用水利資源
如前面所言，因為農田灌溉最早開始是台灣先民私人築起的小型灌溉系統供給，所以不是公共資源，而後來因為農地耕種面積越來越大，而導致管理上的困難與衝突，所以成立農田水利組織來管理，並開始投入大量政府資源來建設。但構成的成員制度，仍然維持舊有的會員體系，也就是說，在灌溉水權上，必須加入農田水利會，並繳費用以使用水源。
而現在的情況，政府當初就是接收日本的制度與資產，只是改名成現行的「農田水利會」，故這個制度有其背後的歷史淵源，農田雖屬於農民，但水權事實上屬於全體人民，世界各國都採用這樣的認定，其目的是為了水資源使用的「中立性」，讓水資源不會被少數人壟斷，例如早期荷蘭鄭氏王朝時期，先來後到的人可能就會有水源使用的爭執，而需要殖民官員介入，而在工業化社會，維持農田水利會的組織與權力，則是避免水資源被工業所掠奪的一種有效抵抗力。
70到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成為工商業化的社會，伴隨耕作土地減少、農民人數減少，以及農業外系式微等，所以政府在1994年開始，全面性的補貼灌溉區的水租、工程費用等，一年費用光水租就20幾億，包含工程費用，則高達60幾億，至今我們的政府已經投入上千億的預算在農田水利水利會了，這還只算1994年以後。
另外，1994年也把早期的農田水利會組織方法修改，把各區會長由其他委員推選的制度，改成官派會長，直到2000年以後國民黨失去台灣政權，其為了政治目的，才靠著當時的國會多數，再把農田水利會改成現行的直選。所以，在1994年以前，農田水利會會長就是官派，中間有短暫的間接民選，後來才因為權謀被國民黨改成會員直選。
水利會的資產不是只有私產，政府挹注已經成為大水庫
從整個脈絡下來，可以看出，現行農田水利會的財產，早就不完全屬於私產，而是混合政府的資源，而且隨著政府一年一年補助，而讓公共資源占的比例越大，因此，談論農田水利會改革，只談水利會財產是私產，並不合理，也不完全是事實。
另外一個問題是，台灣農地因為「共業」的獨特因素，因此隨著時間推移，實際控制這些私產部分的持分人，也逐漸變成農田水利會的主要份子，而非原農民。准此，國民黨在2001年修法，其實是立法機關強制把政府長期挹注累積的資源，給予少數人來控制的惡法。這就是現在許多區域水利會成立的財團法人基金會，衍生生出有些基金會專門收租賺錢的怪現象的根本源頭，一如農委會林聰賢主委所說「例如台北市原有三千兩百公頃農地，目前只剩三百公頃，北市七星、瑠公水利會變成多在收租的資產管理單位」，農田水利會，搖身一變成為資產管理公司。
把私產混公產的大筆錢之控制權，用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的方式，歸於少數人經營，並讓這些少數人取得衍生的利益，反而實際擁有私產中的土地持分者，不一定能享有好處，這才是現行農田水利會制度最不合理的地方，亦即這是已經不合時宜且是圖利少數人的組織型態。
確實，2、300年運行的制度，有其歷史淵源與時代性的理由，但同樣的道理，社會、經濟、法律，乃至政權、朝代都更迭好幾次了，這2、300年也累積很多衍生的問題，用現在的憲法觀點去包裝這個議題，並不會解決台灣的農業、糧食，甚或糧食自給率的國安問題，但從統一事權與財務資源的角度來看，國有化並非完全無理的選項，甚至，目前看來是唯一能讓後續推動改革，如國土規劃、行政區重新劃分等，得以奠定基礎的選擇。
＊作者為經濟系兼任助理教授兼國會辦公室總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