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吸食毒品人口逐年增加，再犯率也長期居高不下，至今仍未獲得有效改善，民眾對政府防制毒品成效的不滿意度高達6成。以2004年為例，因毒品問題被判決有罪的人數為14,640人，2009年則增加為36,758人，5年內成長「250%」。更令人擔心的是，學校本應該是最單純、最讓家長放心的環境，但事實上毒品問題早已深入校園，根據國家衛生研究院調查，我國未成年人用藥年齡，平均是12.5歲，且高達2成3是在校園內吸毒。
此外，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2006年的少年毒品嫌疑犯，平均每10萬人有31.08人，到了2016年卻增加至每10萬人有117.48人，增幅將近「4倍」。如果進一步從學生的年齡層分析，95年度至104年度，遭通報濫用藥物的學生人數總計13,919人，以「高中職」8,837人（63.49％）比例最高，其次則為「國中」4,558人（32.75％），甚至連「國小」都有72名學生涉及藥物濫用，顯示毒品從學生進入國小時即已存在於校園，於國中及高中職時開始迅速蔓延。
基於對毒品成癮問題的認知有所改變，我國對於毒品施用者的處遇政策，亦已於87年5月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時，把毒品施用者從單純的「犯人」，轉而視為「病患性犯人」，希望藉由觀察勒戒、強制戒治等制度設計，使毒品施用者能於矯正機構中獲得戒癮協助。但是，就戒癮的具體成效而言，受戒治人出所後五年內「未再犯」的比例，僅有33％，顯示目前的戒癮體系及方式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而這也正好呼應了統計數字顯示，自2005年起，在監所中毒品犯罪受刑人的人數，已經超過了竊盜罪，成為人數最多、比例最高的犯罪類型，而在毒品收容人中，又以毒品施用者最高，而且多是屬於再犯的情形。
如果參考鄰近國家，例如日本的戒癮模式，乃是採取整合型方式，除了由政府行使公權力之外，更有社區積極參與及大量民間志工的熱心投入，透過提供藥物濫用教育、更生資訊等方式，協助濫用藥物者停止用藥，重返社會。日本有充足的民間志工，協助政府的觀護人員，讓當事人可以正常回歸社會。在日本，一位政府觀護人員，平均要監護50至100名的濫用毒品假釋人，而一位民間志工，則僅須協助監護1至2名的濫用藥物假釋人。日本對於離開醫院後的吸毒病人，也努力建立起所謂的「社區處遇之地域網路模式」，也就是結合警察署（暫時保護）、保健所（指導訪問）、精神病醫院（驗尿）及職業安定所（安排就業）等機構，提供當事人生活上各種必要的幫助與輔導，以防止再犯。學者研究後指出其成效甚佳，可供借鏡參考。
反觀我國，光是矯正處所應歸由何一部門負責較為妥適，各部門之見解即仍有不同。法務部認為，全國各矯正機關的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員預算員額只有81人，專業人力嚴重不足，勢必影響治療輔導的效果。但衛生福利部則表示，勒戒處所及戒治所難以回歸衛生醫療體系，因為勒戒、戒治及其處所，乃是依據現行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設置，強調戒護第一，與醫療介入角度有所差異。因此，戒護與醫療需求間之權衡，至今仍無法達成共識。
另就緝毒及反毒的政府編制而言，美國聯邦政府自1970年代開始，即在司法部下成立緝毒署，目前已是全世界最具規模的專業緝毒機關，其強調有效整合緝毒資源，並且重視國際合作。相較之下，我國打擊毒品犯罪的單位不僅編制小、資源少，而且統合困難，因此實有必要儘速成立行政院層級的專責部門，來處理複雜且不斷增加的新型態毒品問題。此外，毒品施用者離開戒毒處所後，須仰賴健全完整的社會支持網路，才能徹底發揮戒毒的成效。例如出所後的職業訓練與介紹、社區諮商輔導等，都必須相互配合，真正發揮功效，才能讓有心戒毒者有堅持下去的力量。
行政院長賴清德曾經公開表示，校園毒品問題，已成為社會最關心的毒品問題，也是反毒工作的重點。但是，必須特別強調的是，除了在學學生以外，根據教育部統計，僅是高中階段沒有完成學業的中輟生，人數即高達1萬名以上，這些孩子多半來自單親或弱勢家庭，不僅失去了學校教育的力量，往往也缺乏家人的關心和支持，因此中輟生使用毒品的比例，相較於在學學生遠高出許多。一旦中輟生接觸了毒品，往往會衍生出更多的社會問題，實務上更常見毒品販賣者，吸收並利用年輕的中輟生作為販毒工具，將毒品流入校園。因此，政府對於處於社會邊緣的中輟生，實應盡最大力量投入更多資源，以協助其遠離毒品，別讓這些年輕人因為一時衝動而毀了自己的人生。
＊作者為理律法律事務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