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今年持續橫掃全球，中國卻因景氣復甦迅速而未拖遲「強國議程」。疫情肆虐的國際格局，反而成為中共「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國在國際權力結構的調整中發展新的可能性，最受矚目如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即將邁向第三任期。
習近平至今不見失勢跡象，顯示其個人集權依然鞏固、黨高層權力結構穩定，加上沒有明顯的接班人選出線，習近平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後連任總書記的機會非常高。
習近平任職時間僅次毛澤東，可謂「比肩毛鄧」
若習近平成功走完總書記的第三任期，15年的黨最高領導人生涯，任職時間僅次於毛澤東，已可謂「比肩毛鄧」[1]。 若習近平將在中共二十大後繼續擔任總書記，則中共在2021年的部署與調整至關重要，預計在下半年10月左右舉行的19屆六中全會是最後且最佳的時機，將是習近平邁向第三任期的最後一哩路。
對中共而言，2021年同時也是各項工作項目進入承先啟後的階段。在政治上，黨中央新一代領導班子在明年出爐，權力格局將改朝換代。同時，第一個百年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期而至，中國走向第二個百年目標「民族偉大復興」，革命道路持續前行。
經濟工作上，上一個五年經濟總體規劃結束，「十四五規劃」與「2035年願景」將接續進行，朝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邁進。19屆六中全會作為轉折時期的年度政治大戲，其會議內容及召開前後的安排，相當值得注意。
本文首先將爬梳黨史，檢視中共自1981年至2016年、8次六中全會的重點議程，陳述六中全會會議內容在中共高層政治中的角色與定位，會議主題是否呼應當時的政治局勢。接著本文將評估2021年上半年的政治局勢，並與黨史文獻相結合，嘗試判斷十九屆六中全會的可能議程。
一、改革開放（1978年）以來的歷屆六中全會
配合全國黨代表大會的屆次更迭，六中全會也維持著5年一次的頻率，開會時間約略在下屆全國黨代會召開前一年的9、10月。第13屆明顯提前召開，與距離五中全會只有4個月的時間，應是為了收拾「六四」後的政治動亂所致。
整體來說，六中全會開會頻率相當穩定，屬中共決策模式的制度化趨勢，會議運作及其主題的制定邏輯迄今已有一定的慣性[2]。如下表所示，扣除掉第11屆為了替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善後而作的歷史總結以外，歷屆六中全會的重點議程大致可分為兩個方向：
1.社會、文化發展戰略目標。如首次發表在1986年第12屆的「精神文明建設」一詞，強調中國在推進經濟建設、發展物質文明之餘，也必須陶冶精神、心靈層次的部分，「精神文明建設，包括思想道德建設和教育科學文化建設兩個方面，滲透在整個物質文明建設之中，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3]。胡錦濤在2006年10月第一任期結束之際，發表「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張，強調以和平方式化解人民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下所遭遇的矛盾。
2.整風、紀律等黨的對內整頓與建設。保持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的對外形象，具體措施表現在反貪腐、整風運動之上。最佳的例子是2016年10月發表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對黨內政治生態醜陋有非常詳實的敘述：「在一些黨員、幹部包括高級幹部中，理想信念不堅定、對黨不忠誠、紀律鬆弛、脫離群眾、獨斷專行、弄虛作假、庸懶無為，個人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好人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拜金主義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問題突出，任人唯親、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現象屢禁不止，濫用權力、貪污受賄、腐化墮落、違法亂紀等現象滋生蔓延。特別是高級幹部中極少數人政治野心膨脹、權欲熏心，搞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團團伙伙、拉幫結派、謀取權位等政治陰謀活動。」
綜觀改革開放以來的六中全會議程，可歸納成兩種方向。第一，無論是「精神文明建設」或是黨內政治生活的整頓，核心意涵皆在於中共與市場經濟接軌後的自我修正，避免黨內持續受到資本主義的荼毒。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興起了逐利之風，資本主義的紙醉金迷入侵了社會主義的「樂土」。中共亦出現嚴重的貪腐現象，黨幹部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間隙中謀利，從1980年代開始，各種經濟要素的競爭已經脫離了計劃控制的範圍，政府職能與政治改革未能跟上，無序的市場成為了腐敗的溫床。
「官倒」等經濟失序問題，在江、胡時代等「中國崛起」的年代，反而變本加厲。貪腐猖獗將嚴重威脅共黨在中國的統治合法性，中共領導人須採取手段（或是精神喊話）抑制官員腐敗問題，避免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封建殘餘思想侵蝕黨的隊伍，胡錦濤的「和諧社會」與習近平的「從嚴治黨」便由此而來。中共鼓吹「精神文明建設」並採取兩手策略，一手避免中國出現「新資產階級」，另一手打擊黨內的腐敗份子。
「精神文明建設」成為中共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後的長期議程，亦可視作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長期抗爭，屬共產黨革命道路的重要一環，因此具有很強的可延續性。如江澤民在1996年10月的六中全會上將「精神文明建設」設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主要目標，「……團結和動員各族人民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今後15年的主要目標是：在全民族牢固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牢固樹立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的堅定信念……」[4]。
胡錦濤則在2011年10月（江澤民「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目標」的15年後）的六中全會上，將主要目標時辰再推延了10年，「按照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新要求，到2020年，文化改革發展奮鬥目標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深入推進，良好思想道德風尚進一步弘揚，公民素質明顯提高……」[5]。
第二種則是職務權力型領導人進入第二任期前的對內精神武裝，高舉社會主義鮮明旗幟、奉行共黨歷史正朔地位，藉此強化黨或個人對全國的思想領導。[6]
如前述，中共在推進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姓公還是姓私？」、「國進民退還是繼續對外開放？」等的階級矛盾問題[7]。中共最高領導人登高一呼，進行思想整頓、避免物質文明污染精神文化，不僅可以鞏固自身意識型態的領導地位，也能安定偏左的黨內力量，達到思想統一的精神武裝效果。宣示中共黨高層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統傳人，集體智慧結晶與經驗總結依然是正確無誤的。
如江澤民在1996年宣誓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前後，中共如火如荼地在全國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程[8]。同理，胡錦濤在2011年推動「和諧社會」與習近平在2016年推動的「從嚴治黨」皆有相同的黨內動員效果。
二、19屆六中全會的可能議程
梳理中共黨史有關六中全會的發展之後，本文推判，基於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慣例，十九屆六中全會的議程應該仍是以「精神文明建設」為主。習近平目前已經是中共實質的最高決策者，但外界依然關注習近平是否在中共二十大到來之前變更高層體制，固化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個人領導權力格局。但是中共政局受到鄧小平的政治遺產侷限，且「三位一體」自1993年成行至今以迄三十年，就算內外環境交迫，目前也尚未出現刺激習近平大幅度改變高層體制的要素[9]。
19屆六中全會的議程出現黨內規章調整的可能性也不大，因為習近平已在2020年下半至2021年上半之間，將黨組織及相關條例整頓完畢。自2017年10月十九大開始，中央政治局委員每年都必須向習近平述職；2021年3月兩會中，述職者人數增加，擴充到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檢察長及最高法院長。
顯然在黨高層的制度運行上，習近平已經證實自己不只是「同儕中的第一人」，是貨真價實的最高決策者。2020年10月19屆五中全會發佈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將黨中央的職責、權限制度化，已使總書記在黨中央決策核心地位將更加固化[10]。2021年4月30日政治局會議再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條例》，使習近平對黨組織的管控將更加牢固，「組織嚴密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堅持和加強黨對組織工作的全面領導」[11]。
習近平在連任道路上，政治領導、組織領導上的準備已經完成，只剩下思想領導完備的最後一哩路，這項任務目標恰好也與六中全會的慣性議程相符合。
為了突破鄧小平政治遺產的限制、消弭「終身領導」的異音，習近平尚需要建構一套更完整的意識型態理論，加強第三任期的合理性。如「習思想」十九大入黨章的一年前，習近平於2016年10月18屆六中全會中先取得「核心」的地位。換言之，習近平若欲取得更高的法理地位，意識型態地位必須先行更上一層樓，收得「名正言順」的效果。
順著上述邏輯，本文將進一步分析習近平時代的「精神文明建設」可能論述。「十四五」與「2035年願景」論述中的要點勢必也納入其中，如「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或是寄望以科技自主、產業結構轉型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完成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等等，本文不再贅述。
而本文認為新發展理念，可能成為習近平作為19屆六中全會上的標榜理論之一。
「新發展理念」起源自2015年10月的18屆五中全會，習近平「十三五規劃」推出的同時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12]。2018年3月「習思想」入憲後，「新發展理念」跟著成為習近平的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成果。「新發展理念」在「十四五」、「2035年願景」中發揮很強的思想指揮作用，權威性更甚於「十三五規劃」時期。
習近平於2021年1月29日的集體學習中，甚至以「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等字眼強調「新發展理念」的重要性，用詞強烈還有如「全黨全國要統一思想、協調行動、開拓前進」、「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越是形勢複雜、任務艱巨，越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越要把黨中央關於貫徹新發展理念的要求落實到工作中去」等[13]。本文認為習近平在新時代、新形勢之下，以「新發展理念」作為思想統一的精神武裝，將個人意志貫徹到黨國機器中。
另一點須注意的是習近平近期在碳達峰、碳中和的議題表態上相當強烈，如2021年5月1日的集體學習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列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特徵[14]。同年4月，習近平與法國總理馬克宏、德國總理梅克爾進行視訊會議時，重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綠能目標，甚至高調表示「將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降幅，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15]。故本文也預期低碳、綠能的發展模式將持續在「新發展理念」中扮演重要角色。
三、習近平取得走向第三任期的充分條件
1938年9月至11月，尚未取得政權的中共在延安召開第6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會議上的發言獲得肯定，取得了獨尊領導的充分條件。毛澤東稱6屆六中全會為「決定中國之命運」的一場會議[16]。經歷1941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風」後，毛澤東思想在1945年中共七大寫入黨章，在黨權與意識型態思想上取得「定於一尊」的領導地位。
本文認為若時局未出現顛覆性的變化，習近平有很高的機會將在2022年連任總書記，則在2021年下半舉行的19屆六中全會，將是習近平邁向第三任期的最後一哩路。習近平也已幾乎取得走向第三任期的充分條件，新形勢、新時代的中國將在習主席的帶領下，「集中力量辦大事」，其成效無疑也將決定中國未來的命運。
＊作者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校長特別助理、台灣政治學會執行秘書、台灣北部大專院校學生自治聯合協會秘書長。現為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本文原刊《新共和通訊》授權轉載。
註釋：
1、雖然外界一般認為中共自改革開放（1978年11月）以後的最高領導人是鄧小平，但是他在政治制度上從未接掌最高黨務領導人。鄧小平雖為第二代中央集體領導的核心，不過在其政治影響力最大的期間，擔任黨務最高領導職務的是胡耀邦（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與趙紫陽（1987年1月至1989年6月）。
2、須注意，中央委員會雖為法理上的中共最高權力機關，但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其常務委員才是中共真正的決策核心。詳見寇健文，演變中的中共菁英政治－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修訂三版，（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0），頁316~320。
3、「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1986年9月28日。
4、「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1996年10月10日。
5、「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1年10月18日。
6、後革命時代的領導人缺乏革命功勳，若又未曾領導國家走出重大危機，個人領導權威必須仰賴官方職務的擴充。詳見寇健文，「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力與影響」，問題與研究，第45卷第3期（2006年5月），頁61。
7、「姓公還是姓私」、「國進民退」等的爭論在1990年代相當常見，如在1997年1月，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公開要求，應開除主張「公有制並非先進」的中央候委、深圳市市委書記厲有為，後引發雙方理論家的激烈論戰。
8、1994年國務院印發《愛國主義實施綱要》、《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1995年國家教育委員會發行《中國普通高校德育大綱(試行)》，1998年頒布《關於普通高等學校「兩課」課程設置的規定及其實施工作的意見》，1999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等等。
9、「三位一體」指一人身兼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黨）、國家主席（政）、中央軍委主席（軍）的最高首長。
10、梁書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通過之意涵」，上報，2020年10月18日，。
1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習近平主持」，共產黨員網，2021年4月30日，。
12、創新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協調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綠色發展注重的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開放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詳見「習近平：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1年4月30日，。
13、「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確保「十四五」時期我國發展開好局起好步」，新華網，2021年1月29日，。
14、「還記得這『四個一』嗎？習近平又加上一個」，新華網，2021年5月1日，。
15、「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全文）」，人民網，2020年9月23日，；「習近平：2060年前大陸碳中和」，聯合新聞網，2021年4月17日，。
16、「“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屆六中全會」，人民網，2020年6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