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組織起來了，但也快窒息了
如果胡適穿越時空來到今天，他會收回那句「中國人就是缺乏組織的民族」。於今天，中國人可能是具有全世界組織紀律的民族。事實上，胡適早在1950年代在台北南港，讀了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後，便有「昨是而今非」之感悟。台大歷史系的王遠義教授在〈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中，便把胡適的思路轉折寫得相當清楚。按照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分析，若經濟運作由官僚支配，政治將一路通往極權，而人民無自由可言。
當然，海耶克描述的共產主義國家，跟今日的中國大不相同。蘇聯全面的控制價格機制跟壓制市場，中國今天則擁抱價格機制與創造市場。但從本文的分析，尤其是《中縣幹部》裡提供的描述，官僚今天控制經濟的規模恐怕比計劃經濟時期還更為穿透，布爾什維克體制的本質並未改變。
但是胡適與李大釗一輩知識份子，在中國剛引入布爾什維克主義時，只是樂觀地想像，布爾什維克能可以作為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工具。比方說，李大釗在一篇收錄在1919年的一篇文章〈再論問題與主義〉便樂觀地認為：「經濟問題可一旦以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
中共建黨百年，「胡適難題」被布爾什維克主義解決了，中國今天的確富起來了。不過離李大釗說的滿是鳥語花香的烏托邦，仍是長路漫漫。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與計量理論與應用研究中心專任研究助理。本文原刊《新共和通訊》，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