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江西南昌：國民政府的管教養衛
《讓子彈飛》裡的鵝城，更接近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裡對於北方縣城的描寫。事實上，南京國民政府有試圖在少數的地方，將國家力量垂直地釘入農村基層，比方說江西。江西當時正是國、共兩黨爭奪的重要省份。
蔣介石在江西南昌設立了「南昌行營」，作為江南5省的「剿匪司令部」。在中原大戰結束後，時任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蔣介石，便長期駐紮在南昌，統籌勦共事宜，以對抗當時在農村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中國共產黨。
國民政府非常明白，要對抗共產黨，唯一的方法是在農村貫徹國家力量。人稱「小諸葛」的楊永泰，當時乃是蔣介石身邊最重要的謀士，便建議要在江西展開「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措施，稱之為「管教養衛」，由此一來，國民政府便在江西在內的幾個省份，發展出了一套非常類似於日本總督府在台灣鄉村的統治模式。
關於管教養衛的實施，1930年代的政策討論，見於吳景超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近年來有關的研究，則以張智瑋博士2015年發表在政大史粹的〈蔣介石與現代國家的建構: 以1930年代江西的地方政制改革為例〉為主，以下描述將這兩份參考資料為主。
「管教養衛」簡單的說，便是建立一套軍政合一的現代基層統治。先談「管」跟「衛」方面，江西的措施旨在減化在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所描述的地方代理人問題，也就是鵝城裡的劣紳黃四郎的角色。
國民政府在實施「管」跟「衛」方面，便是直接由政府本身來管理地方事務跟收稅，這具體表現在「省縣鄉」的「鄉」層次，設立鄉公所跟警察局，以便一路掌控，為了強化傳統的保甲，甚至設立聯甲主任（與台灣日治時期的保甲局異曲同功），由中央指派的人物掌管調度保甲，雖仍名為保甲，實已產生質變。
在「教」跟「養」的方面，則是實施義務教育，將年輕人吸納到學校體系當中，減少失學跟文盲，並讓年輕學子無以游離於國家體系之外，並從省到縣到鄉，一路普設各級公路，讓資源在村與村之間可以自由流通，最終還要普設農村金融，以減少農民高利貸困境，以發達地方產業。這些措施常被稱視為「黃金十年」的建設項目，不過這些建設，實際是為了落實管教養衛。
為了要達到「管教養衛」這種由上往下的現代化模式，最核心的政治工程便是「土地丈量」跟「戶口調查」，由國家清丈土地，保障業戶產權，按地力與面績定下稅則。熟悉台灣日治時期發展的朋友，會發現這些措施，大部份都跟總督府的「保甲局」、「土地丈量」、「普設警察局」、「推廣農村金融」等措施，非常類似。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直接把這套結合警政、地政、戶政的治理模式套用在台灣上，當然毫無違和感。
管教養衛在江西，雖有達到剿共的目的（後來中共便開始往延安「長征」），落實起來卻難以盡善盡美，因為上述的每一個項目，都需要大量的經費，截至抗戰爆發，光江西一省，大部分改革仍未完成。
除了江西之外，有多個地區也陸續地進行改革。蔣介石在執行這些項目時，軍委會的花銷已占據當時南京國民政府一半以上的中央預算，這些改革的經費只好攤派到實施改革的地方財政上頭，一切地方稅、賦加稅，無疑讓地方的農村經濟狀況雪上加霜。為了擴增財源，才會陸續有宋子文主導的銀行國有化、鹽稅改革、上海等多家銀行承購南京政府公債，甚至宋子文出國跑去找美國總統羅斯福（FDR）尋求美援等等的財金措施。
從「管教養衛」這段歷史來看，南京國民政府並非不想解決「胡適難題」，國民政府當然知道要維持政權，必須把農村組織起來，以防共產黨的滲透。
但是這一套方法的開銷極大，經費有限，國民政府的行政體質先天不良，最終只能在台灣，我們才看到了這一套「管教養衛」的完整體：鄉公所、戶政事務所、普設警察局、土地登記制度，但這有賴於於日本總督府已經在地政、警政、戶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戰後台灣較為突出的，則是「普及義務教育」了，蔣介石在台灣完成了在江西就想推廣的全面國中小義務教育。
至於中國，則輪到戰後的中國共產黨來解決胡適難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