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武漢國民政府不是沒有軍隊，而且部分武漢國民政府的國民革命軍也對共產黨實施了暴力屠殺，比如陸軍第35軍第33團團長許克祥、獨立第14師師長夏斗寅都先後肅清了他們部隊裡的共產黨與左派人士。然而汪精衛對他們的行為不只嚴加譴責，還下令要給予制裁。不過許克祥與夏斗寅的上司，湘軍將領何鍵有意包庇，兩人最後都沒有受到懲處，而且還伺機投效了蔣中正。
可見即使武漢國民政府的部隊有暴力「清黨」的行為，也不是來自汪精衛等高層所下達的命令，而是他們本人或者他們的長官像蔣中正上繳的投名狀。甚至汪精衛本人之所以會下定決心與共產黨「分手」的一個關鍵原因，也是西北軍反蔣大將馮玉祥為蔣中正拉攏所導致。沒有軍隊的他，眼見手下各部紛紛為蔣中正策反而去，只能跟著一起「分共」，但仍堅持不殺一個中共黨員的「和平分共」。
堅持「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所以回顧1927年的「清黨」與「分共」的歷史，我們輕而易舉就能做出蔣中正比汪精衛還要更反共的結論。不過對日抗戰爆發以後，蔣中正終究還是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發表的《共赴國難宣言》，實現了所謂的「第二次國共合作」。
倒是汪精衛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後，以「和平、反共、建國」為口號，讓人們很容易相信蔣中正是主張聯共的抗日派，汪精衛是主張反共的親日派。
抗日被與聯共畫上等號，反共則與親日畫上等號，這又是中國共產黨為了鞏固歷史話語權，莫名其妙捏造的歷史二分法。如果我們預設立場，認為蔣中正不對日本妥協，就代表蔣中正親共，或者汪精衛願意與日本妥協，就代表汪精衛反共，那只表示我們在對歷史上已經被中共牽著鼻子走了。事實上，抗日的人可能對中國共產黨恨到欲除之而後快，親日的人也可能同時是中國共產黨的好朋友。
重慶國民政府雖然在領導全國軍民抗日，而且也接納中共的8路軍、新4軍一起抗日，但蔣中正沒有一天放棄過消滅中國共產黨的想法。而且在黃橋事件及新4軍事件爆發後，中共所宣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已名存實亡。國民政府撤銷了新4軍的番號，軍統局指揮的忠義救國軍與新4軍在敵後戰場上更是大打出手，慘烈程度比起這兩支抗日部隊同日軍的作戰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倒是汪精衛的和平建國軍，雖然高舉「反共」旗幟，卻又堅持「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原則，對日軍「聯合清鄉」的要求採取敷衍態度。無論是對忠義救國軍還是新4軍，和平建國軍的態度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當著日軍的面抓人，背著日軍的面放人之類的事情，直到抗戰勝利為止幾乎天天都在上演。沒有日軍的要求，南京國民政府的部隊絕對不主動出擊中共根據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