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不只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還是新4軍事件爆發80周年，兩起事件在國共關係史上都扮演了巨大的角色。
尤其80年前的新4軍事件，即大陸方面所稱的「皖南事件」，更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分水嶺。顧祝同將軍率領第3戰區主力部隊包圍並殲滅新4軍，不只象徵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名存實亡，還給抗戰初期以來中華民國與蘇聯的軍事合作畫下句點。
雜牌部隊獲得重慶抗日政權默許「反共」
自此之後，重慶國民政府一邊指揮中央軍在正面戰場迎戰日軍，暗中則默許敵後戰場上的雜牌軍接受日偽改編，利用今日的敵人消滅未來的敵人。類似偷雞摸狗的小動作，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有幹過，所以也不要站在80年後的道德制高點，去批評當年的國民政府「賣國」。畢竟對當年的重慶（蔣中正政府）、延安（中共政府）還是南京（汪精衛政府）三方而言，比該如何抗日或者要不要抗日而言，更重要的還是「生存」。
關於國民政府「利用日偽」反共一事，可參考筆者今年4月11日刊登在《風傳媒》的文章〈抗戰時國軍有沒有與日軍聯手反共？〉。本文則要聚焦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既然許多雜牌部隊是獲得重慶抗日政權默許，接受南京親日政權改編為和平建國軍，以「偽軍」的名義反共，那麼蔣中正與汪精衛領導的兩個國民政府，到底誰比較反共。
自1984年，中國大陸首度公開承認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的貢獻以來，許多大陸人還有台灣的統派深藍都相信，蔣中正無論再怎麼反共，在民族大義面前還是會守住底線，與中國共產黨共同抵禦外侮。只有「大漢奸」汪精衛，會把與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衝突置於民族聖戰之上，勾結外敵日本人一起打擊8路軍和新4軍。
於是今天堅持反共，堅持捍衛中華民國體制，或者不願意討好中共到放棄自尊的藍營政治人物，比如蔣萬安、江啟臣甚至是馬英九，時常會被大陸或者台灣深藍網友攻擊為「汪精衛的繼承者」，甚至是「蔣家的叛徒」。如果我們順著這些大陸或者深藍網友的邏輯走下去，可能會真的開始懷疑，1949年以後在台灣領導中華民國政府反共抗俄的領袖，到底是蔣中正還是汪精衛起來了。
比較「清黨」與「分共」
可其實我們比較一下蔣中正在1927年4月12日發動的「清黨」，還有汪精衛在1927年7月15日宣布的「分共」，便能看出兩人究竟是誰對中共比較敵視。
蔣中正與汪精衛對到底該不該延續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的爭議，從一開始就是導致他們倆人分裂的頭號原因。蔣中正對共產黨人還有左派國民黨人的痛下殺手，讓汪精衛領導的武漢國民政府下令開除蔣中正的中國國民黨籍。
所以把視角拉回到1927年，以蔣中正為核心的黃埔系是反共的急先鋒，反而是汪精衛力主國共合作。表明將與工農站在一起的汪精衛，不只將蔣中正開除出國民黨，還拒絕與蔣中正在南京成立的國民政府合二為一，於是便有了所謂的寧漢分裂。
汪精衛擁護「聯俄容共」政策，而且還是總理遺囑的撰寫者，在黨內被視為孫中山精神的正統傳人。回到1927年的時空背景，為了反共而被開除黨籍的蔣中正看在當年的黨國元老眼中，可能還更像是2019年因為批評韓國瑜而被開除黨籍的李正皓。
不過中國共產黨在鄉村地區推動暴力土改的過激行為，還有蘇聯赤化中國的陰謀，最終還是為人在武漢的汪精衛所洞悉。
理解如果把國共合作的政策延續下去，將會讓國民革命運動為蘇聯與其在中國的代理人所掌控之後，汪精衛在1927年夏天宣布「分共」。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隨著汪精衛將武漢國民政府裡的中國共產黨員「禮送出境」而落幕，武漢與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終於合二為一。
汪精衛固然是走上了「分共」的道路，但是他的「分共」與蔣中正的「清黨」還是有本質上的不同。
蔣中正的「清黨」，基本上就是動員以黃埔系為代表的軍事力量對共產黨員實施「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的無差別屠殺。而且不只是共產黨員，就連國民黨左派，還有由國民黨左派幫忙組織的國民黨地方黨部裡的幹部，通通實施類似電影《星際大戰》（Star Wars）裡66號命令般的肉體消滅。而許多地方黨部的基層幹部，甚至還是反共的右派黨員，照樣被當場左派一起槍斃掉。
分手還是可以很和平
「清黨」固然化解了中共綁架國民黨，還有蘇聯試圖赤化中國的危機，但是對國民黨本身的傷害也非常巨大。左右不分的大清洗，導致大量懷抱理想主義的青年退出中國國民黨，所以在1928年中國國民黨重新舉辦黨員登記時，江蘇省黨部指出不來登記的黨員數量高達34%，存觀望而登記者僅45%，受反宣傳而不登記者高達23%。
做為中國國民黨發源地的廣東省，申請登記的黨員只剩下清黨前的35%，廣州市則只剩下10%。長沙的中國國民黨本來號稱19萬黨員，結果清黨後只剩下1526名合格黨員。國民黨的基層黨組織被徹底摧毀，外加蔣中正在黨內的輩分不高，沒有元老願意買他的帳，於是就形成了他仰賴黃埔系控制國民黨、架空國民黨的情況。
反觀汪精衛，雖然認可了蘇聯「黨指揮槍」的理念，主張國民革命軍應該為中國國民黨所控制，但是他終究不是軍人出身，在「分共」時手裡能指揮的士兵一個都沒有。既然手中沒有士兵，汪精衛也就不可能如蔣中正一般對武漢國民政府裡的共產黨員實施「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放到《星際大戰》的世界觀，你手中都沒有複製兵，是要怎麼執行屠殺絕地武士的66號命令？
當然武漢國民政府不是沒有軍隊，而且部分武漢國民政府的國民革命軍也對共產黨實施了暴力屠殺，比如陸軍第35軍第33團團長許克祥、獨立第14師師長夏斗寅都先後肅清了他們部隊裡的共產黨與左派人士。然而汪精衛對他們的行為不只嚴加譴責，還下令要給予制裁。不過許克祥與夏斗寅的上司，湘軍將領何鍵有意包庇，兩人最後都沒有受到懲處，而且還伺機投效了蔣中正。
可見即使武漢國民政府的部隊有暴力「清黨」的行為，也不是來自汪精衛等高層所下達的命令，而是他們本人或者他們的長官像蔣中正上繳的投名狀。甚至汪精衛本人之所以會下定決心與共產黨「分手」的一個關鍵原因，也是西北軍反蔣大將馮玉祥為蔣中正拉攏所導致。沒有軍隊的他，眼見手下各部紛紛為蔣中正策反而去，只能跟著一起「分共」，但仍堅持不殺一個中共黨員的「和平分共」。
堅持「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所以回顧1927年的「清黨」與「分共」的歷史，我們輕而易舉就能做出蔣中正比汪精衛還要更反共的結論。不過對日抗戰爆發以後，蔣中正終究還是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發表的《共赴國難宣言》，實現了所謂的「第二次國共合作」。
倒是汪精衛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後，以「和平、反共、建國」為口號，讓人們很容易相信蔣中正是主張聯共的抗日派，汪精衛是主張反共的親日派。
抗日被與聯共畫上等號，反共則與親日畫上等號，這又是中國共產黨為了鞏固歷史話語權，莫名其妙捏造的歷史二分法。如果我們預設立場，認為蔣中正不對日本妥協，就代表蔣中正親共，或者汪精衛願意與日本妥協，就代表汪精衛反共，那只表示我們在對歷史上已經被中共牽著鼻子走了。事實上，抗日的人可能對中國共產黨恨到欲除之而後快，親日的人也可能同時是中國共產黨的好朋友。
重慶國民政府雖然在領導全國軍民抗日，而且也接納中共的8路軍、新4軍一起抗日，但蔣中正沒有一天放棄過消滅中國共產黨的想法。而且在黃橋事件及新4軍事件爆發後，中共所宣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已名存實亡。國民政府撤銷了新4軍的番號，軍統局指揮的忠義救國軍與新4軍在敵後戰場上更是大打出手，慘烈程度比起這兩支抗日部隊同日軍的作戰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倒是汪精衛的和平建國軍，雖然高舉「反共」旗幟，卻又堅持「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原則，對日軍「聯合清鄉」的要求採取敷衍態度。無論是對忠義救國軍還是新4軍，和平建國軍的態度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當著日軍的面抓人，背著日軍的面放人之類的事情，直到抗戰勝利為止幾乎天天都在上演。沒有日軍的要求，南京國民政府的部隊絕對不主動出擊中共根據地。
這好像與兩岸的傳統認知，甚至於與筆者過去一些寫法不同。因為在我們的傳統認知裡，「偽軍」就是共軍在敵後戰場上的主要敵人，怎麼可能會有和平建國軍不反共的情形發生？汪精衛政權得到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這兩個歐洲極右翼法西斯國家的外交承認，組織裡還有一個清鄉委員會，這樣的政權如果不反共，還有誰反共呢？
絕不主動攻打共產黨
為什麼筆者會有和平建國軍不反共的這種新認知呢？主要是去年，筆者在退輔會幫助下，訪問到和平建國軍警衛第3師老兵張國俊，透過他的回憶對「偽軍」的派系有了更深的瞭解。因為就連軍人出身的蔣中正，都沒有辦法將不同派系的國民革命軍完全整合到一起，那麼文人出身的汪精衛想要有效控制淪陷區裡不同派系的「偽軍」，自然更是難上加難。
根據張國俊老先生的口述，汪精衛真正的嫡系部隊就只有直屬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警衛軍，下轄警衛第1師、第2師與第3師等三個部隊。警衛軍由在抗日戰場上被俘虜的黃埔軍校生擔任軍長與師長，由日軍直接提供三八式步槍與大正十一式機槍等武器，還有1937年中央軍撤出南京時遺留下來的M35德式鋼盔，屬於素質最好的「偽軍」部隊。
然而與其他直接由日軍指揮的「偽軍」不同，3個警衛師的主要任務是保衛首都南京的安全，並不參與「清鄉」的工作。換言之，警衛師雖然反共，但只被動迎擊新4軍對南京的攻擊，絕對不主動出擊中共的根據地。換言之，如果進攻南京的是忠義救國軍，效忠汪精衛的3個警衛師同樣會迎戰。警衛師存在的目標是保衛南京國民政府，不是為了反共。
絕大多數的「偽軍」，包括前北洋將領齊燮元指揮的華北綏靖軍，雖然比南京警衛軍還要積極配合日軍對8路軍的「治安戰」，但根據參加過綏靖軍的王和順老伯回憶，他們在戰場上不過只是應付應付。只要日軍不向他們提出一起進攻中共根據地的要求，綏靖軍就絕對不會主動挑起對共產黨的戰火，而且還會為日軍在戰場上的挫敗暗中竊喜。
所以無論是南京還是北京的兩股正規「偽軍」，其實都沒有認真執行日軍交付的反共任務。王和順來自台灣彰化的綏靖軍長官黃南鵬，甚至在日本投降前就被8路軍吸收成為中共地下黨，那麼到底哪些「偽軍」是真的有在與共軍認真戰鬥呢？當然還是有的，認真對共軍作戰的「偽軍」有兩支，一是執行「曲線救國」任務的前國軍，一是被日軍策反後投效親日政權的前共軍。
執行「曲線救國」任務的前國軍
所謂「曲線救國」，其實講白了就是英國戰略學家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的間接路線（Indirect Approach）。重慶國民政府雖然反共，但是在美國與蘇聯結成反法西斯同盟，且重慶國民政府的主要支持者美國，顧忌延安邊區政府的主要支持者蘇聯，反對重慶國民政府直接進攻延安邊區政府的情況下，不得不以「間接路線」做為壓制中共在敵後壯大的一種手段。
畢竟在美國參戰後，抗日戰爭不只結果已定，而且擊敗日本的主戰場也從中國轉移到了西南太平洋。站在重慶國民政府的角度，此刻該如何抗日還有要不要抗日的問題，通通必須讓位給如何在淪陷區重建有利於國軍接收的戰後秩序。
眼看和平建國軍與華北綏靖軍反共不利，默許部分地方部隊接受南京國民政府改編為和平建國軍，讓他們以「偽軍」名義反共，顯然能達成此一「曲線救國」的目標。
這也是為什麼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淪陷區會有大批地方部隊投效汪精衛政權的情形發生，一來是因為這些部隊在日軍與共軍雙面夾殺下，實在沒有辦法生存下去，二來是他們目睹到日軍在東南亞戰場上的勝利，相信日本的「大東亞新秩序」將取代英美西方秩序主導亞洲，決定與勝利者站在一起。而在表面上效忠汪精衛的同時，他們認真履行蔣中正交付的「曲線救國」任務。
光是從1941年2月到6月，就有蘇魯戰區游擊縱隊副總指揮李長江、陸軍第30師師長公秉藩與陸軍第69軍長畢澤宇投效南京國民政府。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有孫良誠、吳化文、孫殿英與龐炳勳等西北軍將領主動投敵或者被俘後投敵。其中吳化文指揮的和平建國軍第3方面軍，曾積極配合日軍對山東的中共根據地實施「三光作戰」。
還有一類「曲線救國」的部隊，沒有直接投效汪精衛政權，而是同時接受重慶與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番號和薪餉，積極投入對共產黨的戰鬥。
比如陸軍暫編第12師的師長趙保原將軍，就同時是南京國民政府委任的剿共第7路軍軍長。這些地方部隊與8路軍、新4軍展開慘烈廝殺，然而「曲線救國」的命令始終是由軍統局的幹員以口頭命令下達，目的就是要讓蔣中正撇清「勾結敵偽」的責任。
想向中國共產黨復仇的前共軍
還有一種部隊，在接受日軍改編後反共相當積極，那就是曾經效忠過中國共產黨，或者相信過中國共產黨的前共軍。為什麼這些前共軍或者前中共黨員，最終會走向反共的道路呢？首先在於中國共產黨如同蘇聯共產黨，是一個依靠內鬥或者內部清洗來讓自己變得更強大的暴力革命政黨。比如在1930年12月到1931年7月的富田事件中，毛澤東就以肅清AB團為由殺害了700名紅軍幹部。
等到抗戰爆發後，山東、蘇北以及河南「湖西邊區」的中共根據地在面臨日軍、國軍還有「偽軍」三方夾擊的情況下，居然還有心思推動「反托洛斯基派」運動。「湖西邊區」有500到600人被逮捕審查，300人遭到槍斃，多數都是因為無中生有的冤假錯案。許多被中共當「托派」懷疑的生還者，在對共產主義失望後投效日軍或者偽軍，成為堅決的反共份子。
另外有一些地方民兵領袖，本來滿懷抗日理想與中共合作，甚至願意併入8路軍接受中共指揮。只是他們沒想到的是，中共對「黨指揮槍」的要求高到了幾乎病態的程度，派遣政治委員或者指導員到這些抗日武裝裡面奪取兵權，還對不願意接受「黨指揮槍」的官兵展開政治批鬥。久了以後，這些民兵領袖慢慢發現自己的權力被架空，完全指揮不動部隊。
感受到自己被欺騙後，這些民兵領袖在脫離共產黨之後，往往會尋求與日軍合作共同壓制8路軍或者新4軍。身受其害的經驗，讓他們反共的程度比起執行「曲線救國」任務的國軍而言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們的代表人物，有8路軍冀魯軍區司令兼第6旅旅長邢仁甫，還有樣板劇《沙家浜》大反派胡傳魁的原型人物，江南抗日義勇軍獨立1支隊的支隊長胡肇漢。
邢仁甫與胡肇漢等人，都是中國共產黨眼中的叛徒，而且掌握了大量中國共產黨的黑歷史，自然是中共欲除之而後快的對象。所以日本投降後，投效國民政府就成為了他們唯一的出路。對中共更加瞭解的他們，很快就取代了執行「曲線救國」任務的雜牌軍，成為國民黨動員基層社會反共的中流砥柱。只是倆人終究不被國民黨視為自己人，沒能跟著政府一起撤退到台灣，慘遭中共逮捕槍決。
對國共合作念念不忘的汪精衛
顯見蔣中正不只比汪精衛抗日，而且還更比汪精衛反共，不惜以一切光明還有黑暗的手段限制共產黨發展。中國共產黨永遠是蔣中正的心腹大患，當然他在日本投降以前，沒有辦法直接以國軍主力部隊進攻共產黨，於是就讓與自己沒有直接淵源的地方部隊去幹髒活，但是又沒有給他們下達正式命令，好在最後可以隨時把他們一腳踢開。
結果大量執行「曲線救國」任務的雜牌軍，因為成為「偽軍」而失去了民族主義正當性，最終在抗戰末期或者戡亂初期遭到共軍擊潰。孫良誠與吳化文等生還者，發現自己始終只是被蔣中正當成可拋棄的棋子後，乾脆放棄了反共，主動投降共產黨。吳化文的部隊後來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5軍，成為第一支打入南京總統府的共軍。
「曲線救國」完全以失敗收場，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對這段歷史自然是能不提就不提（如果成功了，恐怕也不太能提）。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蔣中正與他領導的黃埔系，不只是中華民國抗日的主力，同時也是反共的主力。沒有蔣中正，就不會有200萬外省人遷台，避免中華人民共和國赤化台灣的偉大史詩。蔣公反共護台的貢獻，不是民進黨或者深藍人士能選擇性無視的。
反觀汪精衛，即便在組織南京國民政府後，始終沒有忘懷孫中山先生傳承給他的「聯俄容共」理想。比方他曾利用接見潘漢年的機會，提出實現南京國民政府版本「國共合作」的建議。上海特務機構76號，主要也是由具有前中共黨員身分的李士群、丁默村指揮。76號與中國共產黨還建立了夥伴關係，共同打擊在南京、上海活動的「重慶份子」。
汪精衛失敗的主要原因，來自於他手中沒有強大的軍隊來推行他「黨指揮槍」的政策。以他在黨內的威望，又能如蔣中正控制住軍隊，並且延續「國共合作」路線的話，或許中國國民黨能夠提早實現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後取得的成就，讓中華民國成為一個經濟開放的一黨專制國家，這個國家或許會有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強大實力，卻絕不會如現實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一樣走上民主憲政之路。
＊作者為軍事文史研究者。本文為驚滔駭浪的1941年系列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