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英總統在民進黨中常會中，聽到「受僱者報酬下降」，特別表達對低薪問題的關切，還要行政部門要「對症下藥」。但總統似乎毫無知覺、或是無知於其政策正是惡化差距與分配比的首惡。
民進黨中常會邀請國發會副主委邱俊隆報告，在報告中指出，自1990年來，我國企業利潤佔GDP（國內生產毛額）比例不斷拉高，但薪資報酬在GDP的比例，趨勢卻是往下走；邱直言「受僱者沒充分享受到企業獲利的成長果實」。討論時總統還特別hightlight了邱報告中所指「受僱者報酬下降，但企業的利潤增加」兩次，強調「最重要的，是要讓經濟成長的好處嘉惠全體國人」因此指示行政部門針對低薪問題，「務必對症下藥」。
一般在談所得分配差距時，看的是家庭所得；但在談整體經濟果實分配均等與否時，看的是全體產業GDP的分配比重，大致的分配由高到低是：受僱員工報酬（5-6成）、營業盈餘（3成左右）、固定資本消耗（1-2成）、稅淨額（低於1成）。
在民國1990年時，受僱報酬占比大致在50%以上，也就是說經濟果實有一半是由受僱者（就是一般所謂上班族）分享，但之後每況愈下，1990年時有51% ，之後維持幾年在50%以上後即呈下降趨勢，1998年時還有48%，近兩年則降到43%左右；營業盈餘分配比重則由不到3成的29.8%上揚到35%左右。這就是那句「受僱者沒充分享受到企業獲利的成長果實」的由來，總統也對此表示關切。
所謂營業盈餘分配比重上揚，代表的其實就是企業股東拿走更多的經濟成長果實，但總統似乎忘記，她發動的稅改，卻恰恰是幫企業股東大減稅，把股利所得稅改採分離課稅，且稅率由最高的45%（原本稅制是併入綜所稅申報）大幅下降為26%。過去20多年，股東分食的經濟果實比重上升，但至少在課稅時會「吐出來一點」，但蔡英文的稅改是讓股東減稅，而且是所得越高者減稅越多、獲得的稅改利益越高。
因此，當總統聽到GDP分配不利受僱者，而要行政部門「對症下藥」時，是否已經是一種偽善、虛矯？還是總統不了解那個企業「多拿」的比例，大部份就是落入股東口袋？甚或是她對其稅改不甚了了？
其實，台灣受僱者受到此分配降低的影響，可能比數字上減低的比重還嚴重。79年時，受僱者占全部就業者的比重為67.6%，但現在上揚到已近8成了，但能分配到的GDP比重卻降低。也就是說分配比降低的同時分配者又增加，因此每人能分配到的又更少了。
受僱報酬分配比降低，算是這20多年來的全球趨勢，原因之一在全球化後，許多工資低廉的市場加入競爭，這種情況對企業非常有利，如果工資上漲太多，企業就把廠房往工資低處移，勞工的議價能力越來越差；此外，台灣的生產主力變成上市櫃公司，這些公司對股東權益的重視遠高於員工，經濟果實分配給股東者當然就高於給員工。
不過，在大部份國家受僱報酬比例下降時，台灣下降9百分點左右是高於其它國家；以絕對數字而言，台灣的43%也是偏低；相較之下，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平均仍在60%以上，美國、日本也在50%以上；較悲慘的是韓國只比台灣略高1-2個百分點而已。
蔡英文在就職演講時，承諾要幫年輕人加薪，惟1年多來成效不彰，2016年實質經常性薪資成長率零、去年預估應是在1%左右的成長，但還是不如17年前的實質薪資；年底記者會中，小英總統再提出解決低薪問題政策，其中包括「基本工資調整不會停止」，不過，從過去的數據來看，基本工資調高對解決低薪問題幫助極微─過去十多年，基本工資持續上調，但台灣低薪問題依然如故。
真正要解決低薪困境、拉高薪資的唯一正途，其實還是增加民間投資、創造更多就機會；千禧年前、台灣尚未陷入低薪困境時，薪資的成長就是靠良好的經濟表現、較高的投資拉動，在那個薪資調升「正常化」的年代，基本工資增長有限、甚至低於整體薪資成長。
因此，蔡政府要挽救低薪，就該多努力在增加民間投資上；特別是相較過往，曾經「拉住」台灣薪資往上揚最重要的力量：中國的薪資水準，沿海或一線城市的許多專業、中高階工作，薪資水準己超越台灣。只要蔡政府改善投資環境、多吸引一些民間投資，薪資水準較過去更有機會往上調。要藉基本工資上調改善低薪問題，希望小而效果低，不必寄望過高。
至於一邊幫大股東大減股利所得稅，一邊感嘆「受僱者報酬下降但企業利潤增加」的偽善，就免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