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同茲先生文化基金會」由前輩報人葉明勲為紀念中央通訊社創社社長蕭同茲先生而成立，7月12日該基金會網站正式上線，以「星星之火」延續新聞專業與堅持的傳承。
任何行業都有危險，新聞行業自非例外，但如果說幹新聞行業的人會隨時喪命，未免是危言聳聽。最危險的時候，莫若天災與大規模戰爭的時期了。抗戰時期，南京淪陷才兩星期，被日軍殘殺的中國百姓就達三十萬人，等於每五個市民中，有兩個死在侵略者的武士刀、刺刀、和小口徑子彈下。如果老百姓都是如此，記者不是死得更容易嗎？事實不然，要說明這一點，最好是舉出事實與數字。
一九五○年至五四年韓戰期間，記者死傷人數最多，大約是二十幾人。記得一九四八年春我被派駐漢城的時候，南韓還未獨立。仍歸美軍管治。所以各國記者，連同短期間訪問的在內，必須先到東京向盟軍總部登記，取得戰地記者身分後，才能赴韓。到了漢城，一律住入美軍校級軍官宿舍，三餐規定在軍官餐廳的一張特定長方形餐桌上，私有車輛須掛軍方車牌，自己不會駕駛的話，要由美軍代僱司機，每月工資有一定的數額，總之，樣樣都要遵照美軍方條例，否則即使有辦法進入南韓，也很難展開工作。當時常駐南韓的外籍記者只有五人，四名是美國人，我是唯一的中國記者。我在韓戰發生前八個月離開韓境，常駐的外籍記者就剩下四人。五○年六月韓戰發生後才三個月，那四位同業竟死了三人：美聯社記者獨駕吉普車向前線進發，中途即告失蹤，不但屍首無著，連掛在他頸上和兩腕上的戰地記者身分牌，都沒有人撿到。國際社記者墜機，喪身大海；合眾社記者中毒暴斃。只有紐約時報記者安然無恙。
越戰時間越久，但記者死傷人數反而較少。五年前的波斯灣沙漠戰速戰速決，美軍從等於不設防的伊拉克西部迂迴進兵，事前根本不讓新聞界知道，所以記者未死一人，只有三名西方記者，自行駕車闖入防禦力最強的伊拉克南部而被俘，不久也就獲釋。
我們對日作戰八年，只有中央社和大公報曾派記者到太平洋戰區及歐洲戰場實地採訪。中央社共派了七人，大公報派了兩人。他們不但累月經年過軍中生活，有的還揹著卡賓槍隨兩棲部隊登上戰況特別慘烈的塞班、硫磺、沖繩等島，與盟軍士兵一起衝鋒陷陣。有的隨艦參加海戰，有的坐上重型轟炸機越過怒海，飛臨東京橫濱等日本本土進行地毯式的轟炸，有的隨軍深入叢林、翻山越嶺、打通了雷多公路。他們個個九死一生，卻都安全歸來。
殉職的記者當然有。中央社死了三人，其中兩人是分別在南京社址與重慶社址被炸毀的時候喪生的，一人是在火車內意外受傷致死的。還有天津分社主任被共軍俘虜後迄今下落不明，但那是抗戰結束三年後之事了。
再看今年國際報章出版人協會的報告：一九五五年全球共有五十名新聞從業員被謀殺，平均下來，每三個多國家才有一人。我相信這些人多半是被毒梟和軍火走私集團殺害的。幹我們這一行的，全球總有幾十萬人，五十人死於非命，在比例上算得什麼？生死無常，純憑運氣。新聞工作不能與死亡劃上等號。讀新聞學的同學，將來盡可安心當記者，唯一考量是自己有沒有起碼的本錢。能受苦忍饑挨渴，不怕酷熱嚴寒，不怕日夜顛倒工作，不怕連續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時，不怕在嘈雜的聲浪下提筆疾書，不怕香菸雪茄氣味，不怕別人身上發出的汗臭、腳臭、或刺鼻的香水氣味，能夠走八公里十公里的路，能夠半月一月不洗臉等等，都是當記者的起碼本錢，基本的條件。至於站著靠在牆上就能呼呼入睡，像中央社的戰地記者宋德和，能夠泡在污水沒胸的戰壕裡幾個小時，像中央社的另一戰地記者曾恩波，則是得天獨厚，不是人人能夠做得到了。
蕭同茲主持的第一代中央社─黨色彩最淺而成就最大的黨機構
中央社創於民國十三年四月一日，原是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一個新聞發佈單位，故真正以現代化通訊社的形象面世，是在二十一年五月，由蕭同茲先生首任社長的時候，我稱它為第一代的中央社。
蕭先生當了十八年社長後，才交棒給曾虛白先生，改任中央社管理委員會的首任主任委員，主持社務歷三十二年才退休，畢生精力，盡瘁於此。關於他的氣量、風度、愛才、謙和、淡泊、寬厚、誠信、尊重下屬、提拔後進等等，在他生時與死後，都為人津津樂道，散見於海外報刊的文字記載，也有好幾十篇，見於國內報刊，更不計其數了。
從他就任社長的第一天起，蕭先生就給中央社訂下三個原則：一、成為專業性的新聞機構，獨立經營；二、發佈新聞、不受干預；三、用人唯才，由社遴選。這三項原則獲得黨部的完全同意後，才能使他一展抱負，創出一番宏偉的新聞事業。
第一代的中央社完全是黨的機構，還未改為公司體制，蕭先生本人也曾兩屆當選為黨的中央委員，其中一屆且當選為常務委員，可是他主持下的中央社，既見不到黨的色彩，也聞不出黨的氣味。它不設門禁，在抗戰期間，一棟四層樓的社址，裡面沒有一間會客室，來賓只要認得路，盡可不通報，逕入各個部門，跟要訪的人會談。社裡從不懸掛黨旗，主導編輯方針的總編輯陳博生先生與黨毫無淵源，決定中英文新聞稿發佈權的四個部門主任，有三個不是黨員。戰時派駐美、英、蘇的三名特派員，全非黨員。勝利後派往五大洲各地的人員，只有一位是國民黨黨員。初入社的人員在人事登記表上，只填姓名、籍貫、年歲、學歷、經歷、住址六個項目，表上沒有是否黨員或何時入黨這一欄。工作了十年二十年，不會有人去邀他入黨。十八年如一日，出過亂子嗎？沒有！有潛伏的異黨分子嗎？沒有。中共席捲大陸時，未及撤出或無法撤出的中央社人員，沒有一人投共，可資證明。一個人是否忠於職守，忠於國家，同他是否具有黨籍，並無關連。蕭先生顯然深懂人性，所以第一代的中央社這個黨機構，才有這樣的特點。這是外界人士所不知道的，也是從來沒有人想到的。
我印象最深的中央社另一個特點，是社長從不用私人，總編輯以及全社七個部門的主管也不用私人。在抗戰後期，中央社人手不足的壓力愈來愈大。辦通訊社之成功與否，取決於transmission（傳送）一字。中央社每天發中文稿一萬五千至二萬五千字，英文稿六千至七千字，一條收進來的電文，要在生產線上經過七道手續才能送到當地報館與外地單位，一條發出去的英文廣播，也要經過三道或五道手續，道道都靠人力，而且終日二十四小時不停，等於要把人力再乘三倍，試問需要多少員工，才能完成這項表面看來至為簡單的傳送工作呢？那時連抄收英文電訊的自動收報機（teletype）都未問世，至於自動複印機，FAX傳真、電腦、衛星傳播、E-Mail等，就更是作夢都料不到了。因此，一條新聞的完成，不但需要大量人力、時間也比今天慢好多倍。既然需用大量人力，主管人物正可隨便任用親友，可是中央社嚴守用人唯才原則，終年不斷招考新人，考試不及格，縱有唬人資歷，亦是徒然。
第一代的中央社，社齡幼，職員更年輕。在南京、漢口、重慶的那十年期間，外面的人走進去一看，間間辦公室裡盡是一個比一個年輕的小伙子。他們都是剛踏出校門或離校不到五年的青年，朝氣勃勃，幹勁十足。因為如此，第一代的中央社才能夠歷盡滄桑，度過建社、南京撤退、在渝八年抗戰、勝利復員、南京再撤退、播遷台北等艱苦。也因為如此，才能在那十八年裡，創出中國新聞上最輝煌的成就。（註：中央社於1996年依據《中央通訊社設置條例》，改制為由中華民國政府捐助成立的財團法人機構。）
＊作者李宜培先生（1914~2010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曾任蔣宋美齡的英文秘書、中央社編輯部主任、分社主任、泛亞通訊社總編輯、星島日報海外版主編等職。本文為蕭同茲先生文化基金會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