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例一休爭議，到閣揆賴清德因此要全面翻修《勞基法》，引起更大的爭議，其中有很多值得商榷與細究之處，我一直想要說點話，卻由於爭議正在進行中，動輒得咎，所以沒有及時發表。現在雖然爭議尚未落幕，不過我想就事論事，彼此溝通討論的互信還是有的。況且，我雖然是民進黨員，但從未在府院任職，也未曾擔任過任何公職，就連在黨部工作，也僅限於之前在地方黨部上班而已，我沒有任何代表性，只是個人淺見，提出和運動中的朋友討論。
我一直認為，促進勞工團結、加強階級意識，是勞工運動在《勞基法》修法抗爭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戰略目標，凡是與此目標相左的戰術，都應該要審慎考量，非不得已，絕不使用；反之，有利於此目標的戰術，即便需要付出代價，也應予以肯定。有人說，要促進勞工團結、加強階級意識，就是要「蹲點」做組織工作，我認為「蹲點」固然必要且重要，但不是全部，還有很多結構性的因素，首先就是勞工運動慣性的順法抗爭。
官民對立架構下的順法抗爭
眾所周知，我國1984年實施的《勞基法》，從第一刻起就是「超現實」的。當時台灣藉由對外出口擴張，尤其對美國的鉅額貿易順差，創造了亮麗的「經濟奇蹟」，但相對的，美國對外貿易赤字急速惡化，失業率高漲且薪資停滯。因此，美國的勞工運動和工會認為，開發中國家（如：台灣）對勞動條件、環境保護的要求較低，所以才能生產出成本較低的產品，對美國企業形成「不公平競爭」，於是要求美國政府以貿易法301條款、加勒比海盆地經濟復興法等貿易法案中的勞動權益條款，迫使貿易對手國實施較好的勞工權益保障法規。
制訂這部「超現實」的《勞基法》，主要是為了讓產品能繼續出口到美國，雇主和勞工都沒有認真對待，直到1980年代後期的年終獎金爭議潮，伴隨追討加班費及積欠工資的訴求和行動，才開始有依據《勞基法》而來的勞工運動，也一直延續至今，形成順法抗爭的慣性。
順法抗爭有兩個面向：一是「引用法有明訂的條目去爭取權益」（也就是「要求落實《勞基法》」）；二是「以法律所允許的途徑去選擇抗爭方式」。且不論順法抗爭的侷限性——因為到目前為止，要求落實《勞基法》尚不可得，遑論超越《勞基法》的鬥爭——僅看順法抗爭究竟是有利於上述戰略目標？還是不利？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因為順法抗爭的社會形構想像，是一種「官民對立」的架構，所以抗爭的對象多是政府機關，運動者與勞工往往期待公權力的介入，來使法律的規範得以伸張、自己的權益得以回復。總統蔡英文曾在出訪的專機上與媒體談話，說：「你們不要跟我說，要跟你們老闆說嘛，台灣就是這樣，都跟政府抗議，政府公親變事主，你們要自立自強啊。」這段話後來被很多人批評，包括勞工運動者說她是在推卸政府的責任。問題是，她說的是事實，是有利於勞工戰略目標的事實啊！
回顧台灣1990年代的民間社會論戰，左翼的勞工運動者不就是要打破「官民對立」的民間社會論，指出均質、和諧、利益一致的民間社會根本不存在，社會的主要矛盾恰好就是存在於「民間社會」之中而非之外。當時左翼的任務就是要讓勞工正確的認識階級矛盾，看清「民間社會」就是階級鬥爭的所在，即便國家當然有（如布迪厄所說的）左手和右手，但是就「促進勞工團結、加強階級意識」這個戰略目標來說，國家確實不應該介入太多，公親變事主。
政府一旦公親變事主，強化「官民對立」的社會形構認知，勞工難道要和資本家團結在「民間社會」的旗幟之下？如此一來，階級意識更無從萌生，只是不斷強化傳統的官民意識，繼續高喊官逼民反而已。
取法乎上，得乎中：超現實的《勞基法》
一個社會整體的勞動條件，主要是階級力量角力的結果。因此，我們才會將「促進勞工團結、加強階級意識」作為戰略目標，畢竟唯有增加勞動階級的力量，才是提升整體勞動條件的根本。問題是，有這一部超現實的《勞基法》，我們就很難擺脫「官民對立」的認知架構，也很難產生階級意識。
我們的勞工運動多是要求「政府嚴格執法」，而不是向雇主要求「優於勞基法的勞動條件」。其實不只是《勞基法》，台灣在建築法規、消防法規、交通法規……等等，各方面都是「立法從嚴、執法從寬」，所以勞工也認為「要求政府嚴格執法」，實務上是幾乎不可能達到的高標，所以拿出來作為訴求，以便和資方在「低於勞基法」所規範的條件下，也就是當下階級力量角力的均衡點，達成共識。
從2000年實施兩週84工時起，一直到2016年元旦前，政府並沒有要求資方全面週休二日，但是有些資方主動給了週休二日。這當然不是出於仁慈，而是當時的工時抗爭所展現的勞動階級力量，以及實施84工時制後，勞工不滿聲音的匯聚。儘管資方當時在工時上好像退讓了，主動比照公務員實施週休二日，但附加條件就是越來越氾濫的「責任制」，這十多年來，多數勞工沒有了加班費，好一點的就改以補休來代替。
沒有組織團結、階級意識薄弱的勞工，在2000年的工時抗爭後，又步步後退，在「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的狀況下，連當時符合《勞基法》或低於《勞基法》規範的均衡點都守不住。結果現在一例一休，不僅要把標準拉到現行《勞基法》的標準，而且還要優於現在的《勞基法》（例如：加班費計算），資方大聲批評是必然的，就連勞工也不敢相信這樣的訴求可以成功。
這部「超現實」的《勞基法》，確實應該藉此機會，針對台灣的產業結構，根據不同產業，分別各佔多少比例？分別有哪些需求？或實際上有何窒礙難行的地方？全面翻修。資方說要修一部讓大家有「守法的可能性」的《勞基法》，固然是一種鬥爭的論述策略，但仍有其合理性，正如勞方會說工資和工時必須要讓勞工能「過有尊嚴的生活」一樣，都是隨著不同社會發展的條件而改變的。
過去我們可能會說：「資本的競爭是殘酷的，沒能力守法的企業正好讓它被淘汰，這樣才能提高生產力、促進產業升級。」可是從執政者的立場出發，世界上可能沒有哪一個政府當局可以這麼說。執政者總是必須在勞資雙方的論述策略中，找到雙方都能（勉強）接受的平衡點。
無法「敢於鬥爭、敢於勝利」
回到「促進勞工團結、加強階級意識」的戰略目標，「超現實」的《勞基法》讓勞工無法「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台灣的勞工運動「取法乎上」，而且堅持一次達到高標，屢戰屢敗的結果，只會讓勞工更怯於鬥爭。有智慧的勞工運動者應該要能設定合理的目標，總結階段性的鬥爭成果，不斷取得勝利，才能推動勞工運動繼續向前。
故意提出一個不可能達到，或者很難達到的訴求，在運動上只是為了讓我們的對手暴露出醜陋的面貌、說出荒謬可笑的反駁之詞，從而讓勞工贏得更多社會輿論的支持，這種策略的副作用，就是如前所述，會讓運動的主體感到屢戰屢敗的挫折。
尤其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使用這種策略，絕對要避免出現「戰神」這樣的角色（儘管我相信很多「戰神」本身並不樂意成為那個角色）。「戰神」帶領一場勝算不大，或者毫無勝算的運動，正如前述，只是為了暴露對手的短處，擴大社會的支持，以待未來的運動再起。可是有「戰神」，社會的支持必然就是被「戰神」收割（無論「戰神」願不願意），造成運動主體更加自我否定。
我說的不是上綱上限的「運動中的個人崇拜」問題，而是很務實地根據戰略目標來檢視，「戰神」到底是更能夠「促進勞工團結、加強階級意識」？還是恰好相反？我們從基本工資、工時的鬥爭，到《勞基法》修法，都是漫天喊價，或是靠「戰神」突發式的驚天之舉，來決定這一波鬥爭是否成功或取得部分成果。因此，在台灣，工資、工時或整體勞動條件的消長，絲毫不能反應階級力量對比性的強弱。因為兩者實力不成正比，所以勞工也不認為勞動條件的改變是否和自己的力量有關。
很多勞工會說政客大小眼，拿了資方的好處，所以跟資方比較好，這其實是傳統的「關係思維」（認為凡事「有關係就可以沒關係」），不代表有階級意識，更不能說有意識到團結的重要。因為反過來說，在這樣的思維下，勞工會認為：如果我們的「戰神」恰好是總統或行政院長的弟弟（或者是關係好一點），那政客還能不偏袒我們嗎？這種想法越是普遍，就越不利於勞運的戰略目標。
唯有徹底告別所有的「戰神」，勞工運動才能認真面對強化勞工階級力量的本質問題。廣大的勞工大眾才會把勞工運動的戰略目標，當成社會大眾共同的戰略目標，從而往勞工團結的方向邁出一小步。
＊作者為台灣新動力智庫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