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這個號稱擁有9500萬黨員的組織，目前正領導全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回顧中共的歷史發展，1989年爆發的「蘇東劇變」，是一個重大轉折。中共沒有成為另一個倒下的骨牌，確實讓西方部分人士感到意外。因為蘇聯解體之前出現的經濟、人口、貪腐和民族問題等，當時也同樣存在於中國大陸。
內政篇：習近平已建立「超鄧趕毛」的個人崇拜地位
列寧說「堡壘往往最先從內部攻破」。中共認為蘇聯解體是內因大於外因，走向「自我消亡」的末路，是因為共產黨的「自廢武功」，以及沒有做好選擇接班人的工作。蘇聯因此成為西方「和平演變」戰略下的祭品，戈巴契夫也成為蘇共政權的「堀墓人」。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記取蘇聯敗亡的教訓，大力展開「和平演變及反和平演變的鬥爭」。中共雖然避開了攸關政權存亡的一場政治風暴，但黨已出現中央領導權威低落和地方組織渙散的問題。
背著紅色傳承的歷史使命感，習近平於2012年11月入主中南海。2013年初，習近平提「兩個不能否定論」，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這說明習近平想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但與其前任不同的是，習近平是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來看待中共的政治發展，於是就有了「兩個一百年」目標的戰略部署。
首先，習近平仿效毛澤東，努力建立個人的領導權威。習近平上任後，在體制外廣設各種「小組」，來擴大自己的核心權力，並透過修憲取得延任的「正當性」。在中共官方編寫的「百年大事記」中，習近平名字出現的次數，多於毛澤東，也比前任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位領導人的總和還多。外界認為，習近平已建立「超鄧趕毛」的個人崇拜地位。
其次，習近平強調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在共黨國家，意識形態、政策和權力三者之間，存在相互聯繫又相互制約的辯證關係。習近平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他運用毛澤東路線，來處理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留下的問題。
例如，「十四五規劃」的目標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我認為這就是「計劃和市場的結合」，強調自力更生，也不忽略對外開放。習近平希望以創新，達到科技自立自強的目標，創新發展項目著重在電腦和智慧手機的半導體、5G電信、人工智慧（AI）等。
最後，習近平與前任不同，把反腐作為「黨建」工作的重點。中共的權力結構以黨為樞紐，權力腐化由個人發展為集體，形成了中共黨風黨紀敗壞的一個特色。反腐旨在維持黨的紀律，也可藉此剷除異己，故習近平上任後加大反腐力道。中共官方聲稱，自18大以來，中共紀檢監察機構已立案審查385萬案件、查處408.9萬人，給予黨紀和政務處分者約374.2萬人，包括許多中共高官。
最重要的是如何維持「三個穩定」
習近平7月1日在百年黨慶大會上，志得意滿地列舉中共建黨以來的諸多成就，但誠如中共「19屆5中全會」的公報所說，中共發展「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我認為，要應對挑戰，習近平必須如同歷任中共領導人，處理好改革、穩定和發展三者間的關係。對習近平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維持「三個穩定」，即經濟穩定、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
經濟是「下層基礎」。新冠疫情期間，中共去（2020）年還能維持2.3％的經濟成長率，成為主要經濟體中的唯一正成長者，實屬難能可貴。展望未來，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共同出版《中國2049：走向世界經濟強國》，認為中國將在2025年達到世界銀行的高收入經濟體標凖，2030年之後經濟總規模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儘管如此，報告列舉中國將面臨下列三項新挑戰：一，高人均GDP使中國喪失低勞動成本優勢，中國經濟面臨劇烈轉型；二，人口快速老齡化；三，逆全球化趨勢下，中國能否繼續保持高增速。
社會穩定涉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問題。中共雖已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但正如習近平在中共19大《報告》中所說，「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平則鳴，分配不均不但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且對習近平所謂「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說法，形成巨大諷刺。
談到政治穩定，習近平在面臨「改革亡黨，不改革亡國」的困難抉擇時，毅然推動反腐工作。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但也冒著相當大的政治風險；習近平因反腐獲得掌控全局的權力，但那些失去既得利益者，隨時會伺機而動進行反撲，從而造成政治的動盪不安。
已打破鄧小平廢除的遊戲規則
此外，習近平要維持政治穩定，必須針對未來的權力過渡問題，進行「超前部署」。目前在中共領導班子裡，還看不出誰是「明顯接班人」（heir apparent）；而「繼承問題」，一直被認為是共黨制度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
中共政治體制凸出最高領袖的角色和權力。根據韋伯（Max Weber）的說法，展現領袖個人特質的「政治魅力」（charisma），可能因「例行化」（routinization）而制度化於某一職位，並經由既定的繼承規則，讓政治魅力由一個接班人傳到另一個接班人，而不論其個人資質如何。習近平的修憲延任，被外界視為已打破鄧小平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的遊戲規則。
習近平認為，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他可能沒有想到，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勢發展，正是其中的一個重大變數。
外交篇：中共建政後的戰略調整四階段
1948年11月，毛澤東在為紀念俄國「十月革命」31周年所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說：「每一個國家內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須團結起來，一切國家的革命力量必須團結起來，必須組成以蘇聯為首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並遵循正確的政策，否則就不能勝利。」因此，在中共建政之前，「外交」指的就是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幫助中共在中國進行一場它所聲稱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中共建政以後，對外政策歷經數次重大的戰略性調整，中國大陸學者將其歸納為下列四個階段：一是1950年代的「一邊倒」戰略；二是1960年代的「反美反蘇與世界革命」戰略；三是1970年代的「聯美抗蘇的一條線和一大片」戰略；四是1980年代以來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戰略。上述的戰略調整都是為了因應中共內外形勢的變化，也受到中共意識形態的影響。在經過歷次的調整後，形成「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台」的四個戰略布局。
「一邊倒」戰略是戰後國際「兩極政治」體系下的產物，中共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為了安全和突破外交孤立，並獲取必要的物資援助來從事「社會主義改造」；「反美反蘇與世界革命」戰略，是受到中蘇共分歧和「文化大革命」進行「造反外交」的影響。
文革喊出的口號就是「四面出擊、打倒一切」；「聯美抗蘇的一條線和一大片」戰略，是根據「三個世界」理論和中美蘇三角戰略關係而形成。「一條線」就是緯度，指的是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一大片」則指「一條線」周圍的國家；「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戰略，是因應1980年代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以及中共內部開始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
1989年的「六四事件」和「蘇東劇變」，對中共外交政策造成巨大衝擊。鄧小平提「韜光養晦」的說法，是強調「安內重於攘外」，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是延著這條路線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述，是為了維護共黨統治地位，他並因此提出「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安全觀」；胡錦濤的「和諧世界」理念，是建構內部「和諧社會」的對外延伸。
習近平積極擴大中共在國際事務的影響力
習近平上任後，積極擴大中共在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中共外交路線亦已從「韜光養晦」邁向「有所作為」。我想這與國際局勢的變化、中共綜合國力的提升，以及習近平所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有關。因為根據習近平在2018年6月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認為當前中共「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做好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對外工作具備很多國際有利條件。」
習近平認為，「時和勢」都站在中國這邊，所以他要運用中國崛起的勢頭，爭取國際話語權，並扮演「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角色。習近平強調，外交是國家意志的集中體現，要加強整體布局，突出工作重點，抓好工作。
習近平根據「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行中共新時期的外交戰略部署；習近平提出許多具有創新性的構想，如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等。
不可否認，從對外關係的角度看，中共今天已走向國際舞台的中央，並撼動美國當今世上的唯一超強地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把中共視為「21世紀最大地緣政治考驗」，認為「中國是唯一具備足夠經濟、外交、軍事與科技實力，能嚴重挑戰現行穩定開放國際體系的國家。」中共在外交上的最大成就是，運用其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角色，掌握四個聯合國專門組織的領導權；並透過組織運作，反映中共意向和制定符合中共利益的國際規範和標準。
習近平在外交上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中美結構性矛盾形成的長期戰略競爭。這是一場「持久戰」，也是一場「消耗戰」，有可能對中共發展的資源分配，產生「排擠效應」。
拜登政府的「美國版一帶一路」
美國目前仍掌握軍事、尖端科技和貨幣優勢，拜登（Joe Biden）政府擬投入6兆美元的經濟刺激計畫，目的就是和中共搶奪市場和製造業王國的地位。除此之外，拜登並敦促歐洲國家和日本，對開發中國家提供數千億美元資金，搞「美國版的一帶一路」，希望幫助受援國修建公路、鐵路、港口和通訊網路，提供它們除了中共以外的其它選擇。
而疫情當下，美國與中共正進行一場「疫苗外交」競賽。拜登一反過去川普（Donald Trump）「單打獨鬥」的作法，以「拉幫結派」的方式，深化以遏制中共為目標的「印太體系」和世界「民主聯盟」。
中共則運用民族主義，強化內部統治的正當性及對外同仇敵愾的凝聚力。習近平在7月1日黨慶講話中說：「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敢於鬥爭、敢於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不可戰勝的強大精神力量。」但民族主義是雙面刃，它也可能激發民粹主義。中共最近的外交行為常被形容是「戰狼外交」，即中共外交人員常以強悍和咄咄逼人的姿態，應對外在的批評和施壓，嚴重損害中共的國際形象。
此外，中共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下，對於「東升西降」的大趨勢，充滿了高度自信。但我認為，除了「戰略自信」外，更重要的是「戰略定力」。國際局勢風雲變幻，一旦誤判情勢，結果將是「一著不慎，滿盤皆輸」。
對台政策篇：周恩來的對台政策：「一綱四目」
習近平7月1日在中共百年黨慶大會上說：「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但對台灣而言，沒有「台灣問題」，只有「兩岸問題」，而影響兩岸關係的一個重要變數，就是中共的對台政策。
中共對台政策整體形同一隻飛鳥，中共內政形同鳥的軀體，是主要變數；外交（尤其對美政策）及台灣內部形勢變化，則似鳥之雙翼，是次要變數。一體驅使兩翼運動，兩翼帶動一體前進。前進的目標不變，但過程因受各種變數的影響，經常呈現搖擺不定的狀態。
從1949年到1954年，中共實行「武力解放」台灣的方針；1955年後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主張。1963年，周恩來把中共對台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一綱」即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分別為，一，台灣統一於「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介石；二，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三，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四、雙方互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
從未忽略美國在兩岸扮演的角色
1978年12月，中共舉行黨的「11屆三中全會」，把中共全黨全國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會議除確立了「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外，並提出「一國兩制」構想。中共內政的這一重大轉變，牽動了中共的對台和對外政策。
1979年元旦，中共「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對台政策從「解放台灣」進入「和平統一」時期；與此同時，中共與美國建交，完成雙方的「關係正常化」。
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是中共對台政策的重大轉折，具有戰略和戰術的雙重意涵。戰略上，持續「和平統一」的目標不變；戰術上則包括（1）由兩岸當執政當局商談，結束軍事對峙狀態；（2）雙方儘快實現通航、通郵、發展貿易和進行經濟交流；（3）提出「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主張。
「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原本是以國民黨為對象，但隨著台灣出現政黨輪替，緊抱「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執政後，中共遂把「反獨」放在較「促統」更為優先的位置。即使馬總統執政八年期間，兩岸關係出現了對岸眼中的「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局面，雙方也都避免在統一的問題上糾纏。
「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是希望以推動兩岸「三通四流」，來爭取台灣民眾對中共的「向心力」。鄧小平多次指出，搞好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力，是中共解決國際和國內問題最主要的條件。因此，中共在面對「台灣問題」時，也特別強調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共雖聲稱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從未忽略美國對兩岸關係扮演的重要角色。早在中共1993年9月1日發表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中，就已明白表示「只要中美都能恪守《三個公報》的原則，雙方相互尊重，以大局為重，『台灣問題』就不難得到解決，中美關係就一定能不斷獲得改善和發展。」
習近平「反獨」、「促統」齊頭並進
習近平是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來前瞻兩岸關係的發展。習近平在百年黨慶大會上觸及「台灣問題」的部分雖是寥寥數行，但已勾勒出他對兩岸形勢的評估，以及他任內對台政策的輪廓。
「統一」已納入中共對台政策的議程表。中共將以「反獨」、「促統」齊頭並進的方式，推動統一進程，而不是在「法理台獨」這個假議題上大費周章。而雖然「武統」聲浪甚囂塵上，但習近平仍堅持「和平統一」。中共應認知到，台灣不會接受「一國兩制」，也不願主動提出替代性的統一方案；因此，中共會在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方面，持續對台施壓，希望逼使台灣就範。
另習近平把「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並列，意味在「一中」前提下，保留兩岸談判的模糊空間。「九二共識」仍被視為兩岸談判的「通關密語」，除非雙方能協商出一個替代性的「共識」，否則很難繞過這四個字，找到談判的另一扇機會之窗。
此外，中共亦將從「反獨促統」角度，推動兩岸民間交流。換言之，交流必須有利於兩岸的「融合發展」、有助於兩岸「和平統一」。因此，中共對於交流的對象和內容，將採「區別待遇」原則，符合中共政策者將給與「獎賞」，否則即予以「懲罰」。
習近平在百年黨慶會上說：「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這句話是說給外力、特別是美國人聽的。習近平認為，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認為其中一個重大變數，就是美國的兩岸政策和中美關係出現的巨幅調整。
抗中已成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共識
由於川普執政後期對中共採強硬政策，台美關係即因中美關係每況愈下而水漲船高。「抗中」目前已成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共識，拜登政府不會放棄台灣這張牌。美國支持台灣，與其說是雙方共享民主價值，不如說是因為台灣的地緣政治重要性，而美國在亞洲的盟國，也因同樣理由支持台灣。
兩岸關係錯綜複雜，真是「剪不斷，理還亂」。但可以確定的是，台灣圖生存、對岸重發展，雙方的基本需求不同。「維持現狀」仍是台灣的主流民意，因此對岸在制訂對台政策時，可能必須擺脫舊有的「統獨」思維，才能構建一個符合中華民族長遠利益的兩岸新關係。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為中共建黨百年系列123之集結。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