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哲青專文:疾病不僅是生理上的隱喻,更是精神文明的困境

2021-07-11 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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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哲青認為,日常現實中的疾患,與文學世界所虛構的病痛很不一樣。(資料照,盧逸峰攝)

謝哲青認為,日常現實中的疾患,與文學世界所虛構的病痛很不一樣。(資料照,盧逸峰攝)

某次演講後座談,一名高中生拋出一個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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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外出旅行時,會做筆記嗎?會選擇特別去記錄哪些事?忽略哪些事嗎?決定哪些事應該記得?哪些不用?或者,有特定某類型的事會印象深刻?」

這真是個值得好好思考的問題啊!基本上,即使我們身處於同一個目的地,進行相同的旅程,每個人的回憶,還是會有所出入。你所記得的,可能是街角小販的咖哩魚丸,但我會想起旁邊書報攤上,擺放的雜誌封面。真的有去刻意記得某些事嗎?實際狀況應該更像是「大部分留存在記憶裡的,都是些無關緊要的小事」。

沒有特殊的記憶點,也沒多大的意義,簡而言之,純粹就是記得而已。

與其說,是我選擇了記憶,倒不如說是,記憶選擇了我。

人對時間的意識並非一成不變

記憶擁有多種特性,其中之一是哲學家所謂的「時間性」(Temporality)──一種對時間的內在知覺,它蘊含著某種「可以從經驗裡召喚新意義」的能力。所以,即使有兩個人對同一事件擁有完全重疊的視角與記憶,但事件仍可能賦予兩人截然不同的意義。

有趣的是,人對時間的意識並非一成不變,最簡單的例子,哲學家們就觀察到,對於年輕人來說,人的一生似乎有點漫長,但只要跨過某些年齡門檻,時間感會隨著人變老而壓縮。以至於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在資深公民們的心中,彷彿是昨天才發生一樣。(現在的我,已經有這種感覺了。)

至於事件會不會儲存成記憶,極度取決於它的「脈絡」。大腦不會因為我們主觀地認定何者重要?哪個不重要?事情就能清晰地寫進記憶之中。例如九九乘法表,拉丁文動詞變化或元素周期表,雖然很重要,但怎樣都背不起來,而且考完試就忘了。

隨超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如何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質的議題,更受到重視。(圖/Andrea Piacquadio@Pexels)
對於年輕人來說,人的一生似乎有點漫長,但只要跨過某些年齡門檻,時間感會隨著人變老而壓縮。(取自Andrea Piacquadio@Pexels)

人類的記憶,主要目的並不在於儲存資訊,記憶之所以,在於它能以某種形式幫助我們了解及預測周遭事物,唯有讓我們預測未來可能會發生事件的資訊,才是有用的記憶。

這裡所謂的「脈絡」,就是現在與未來之間若有似無的聯結,關於大腦這方面的運作方式,像是一部被深鎖在黑暗無聲密室裡的超級電腦,它不曾,也不會直接和外界接觸、互動,以後也不可能會有這種經驗,即使到了今天,我們對它仍然所知不多。總之,記憶是一種很玄的東西,總以它神秘的方式銘刻在我們心底。

話說回來,旅行是許多人選擇創造回憶,或逃避回憶的外在形式。形單影隻地漫遊、小兩口浪漫、一夥人狂歡,重大變故後的出走,想要為彼此「多留些什麼」的念頭……還有太多的可能,都是我們離開家的理由。而創造「美麗的回憶」似乎是出門最好的藉口,許多人把它視為我們人生最重要的無形資產,因為旅行,我們有機會變得「更棒」、「更出色」、「更不一樣」,成為更好的人,所以人類花大把鈔票,將自己放在陌生與無知之中。

不過,一直待在家,我們就不會變成更好的人嗎?

至少,我們可以這麼想像,旅行也好,待在家也罷,都不致讓我們成為更好,或更糟的人。

寫作也是一種旅行

以我個人的經驗,寫作也是旅行,一種在回憶或想像裡山遙水遠的精神跋涉。

基本上,我先是個旅人,然後才成為作家,但除了形式不同以外,內在歷程卻十分相似,即使在自己筆下創造出來的世界,無論是書寫還是再次閱讀,都具有某種疏離的既視感:那是我,又好像不完全是我。

這正是所有旅人面對回憶時的反應。

借用托爾斯泰(Leo Tolstoy)在《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最為人傳頌的那句話:

「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則擁有各自的不幸。」

用我的話來說:「所有平安的旅程都是大同小異的,但不幸的旅程各有各自的不幸。」交通誤點、遺失重要東西、不理想的天氣、狀況百出的飯店、不友善的對待……這都是旅行中常見的突發狀況,但是遠遊時所遭遇的傷病疼痛,似乎會讓旅行的感受更加深刻強烈,日後的記憶也更生動鮮明。

感冒、發燒、對飯店床單過敏,或是吃到不新鮮食物而腸胃不適,我想,大多數的人,旅行時總會遇到個三兩次,但對我來說,這樣的回憶似乎是多了一點。

有人將其稱之為夜空下的藍色鑽石。(圖/台灣旅行小幫手提供)
旅行途中常常會遇到一些偶發事件。示意圖。(資料照,台灣旅行小幫手提供)

首先來聊聊令人難忘的屈公病,它是熱帶地區特有的傳染病,主要盛行在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出沒的地區。當時,我人在衣索比亞西南部,一座名為孔索(Konso)的小城。

一開始以為是舟車勞頓後的疲憊,但休息了幾天,體力卻沒有恢復,某天早上,就在我掙扎要不要繼續旅行時,突然在梯間跌倒,我從二樓滾了下來──因為我的膝關節及背脊不知為什麼腫脹變形,突如其來的劇痛,讓我一定得彎腰駝背才能走路,幾天後,關節炎自動升級到厭世的等級,自己像是被一千輛卡車撞過,或是被一輛卡車撞一千次。

屈公病有時也音譯為「契昆根亞熱」(Fièvre Chikungunya),源自於馬孔德語(Makonde language)的「kungunyala」,意思是「彎曲/扭曲的東西」,關節變形是屈公病最大的特色。

除了關節痛,我的體溫飆升到攝氏40度,身上冒出沒看過的疹子、掉頭髮、莫名其妙地想哭,也開始出現幻覺。

「我躺在屋頂可打開的小房間,盯著天花板……我聽著呻吟、尖叫、咆哮,置身於慌亂、隨機,由零碎情欲的晦暗夢魘……」

東非之旅最「刻骨」的回憶

臥病的那幾天,除了偶爾想吐外,大部分時間像極了威廉.布洛斯(William S. Burroughs)小說《裸體午餐》(Naked Lunch)筆下的歐布萊恩:恍惚、自我懷疑、情緒低落,並持續在多愁善感的暈眩裡打轉。

有時候,遠方偶爾傳來若有似無的鼓聲,混搭著關節變形的痛楚與久久不退的高燒,每個擊鼓點都是我的疼痛點,身體的痛楚隨著節奏的強弱變化,痛,很痛,非常痛。感染後痊癒就終身免疫的屈公病,成為我東非之旅最「刻骨」的回憶。

另一項我懷疑蚊子也有參與的回憶,則發生在象牙海岸。

一開始腳踝外側像是被蟲叮了一小包,所以也只是擦擦藥草草了事。差不多兩周後,感覺上像是被叮一小口的區域變大了,重點是「沒有任何的痛楚」,正當我走在大巴薩姆(Grand-Bassam)古老的街道,感嘆頹圮迷人的殖民建築時,我腳踝上那一大塊巴掌面積連皮帶肉的患部,無預警地掉了下來,重點是「仍然沒感覺」。

早知道就待在家書封(皇冠提供)
早知道就待在家書封。(皇冠提供)

我知道無痛分娩,但這種觸目驚心的無感剝離還真的是第一次。任何人面對血淋淋一塊血肉硬生生被剝掉,正常人都會覺得恐怖吧!到了「找了很久」的診所後,白髮蒼蒼的老醫師以好聽得不得了的法國腔英語告訴我:

「這是細菌感染,Ulcère de Buruli。」

「什麼?」

「這是潰瘍的一種,有點麻煩。」

「那要如何治療才會痊癒?」

醫師意味深長地看著我,然後視線飄向窗外的藍天,「只要你在非洲,你是好不了的。」
這種怪病正式名稱為「布如里氏潰瘍」(Buruli ulcer),是一種由桿菌引發的皮膚病變。西非地區的原住民相信,罹患這種無痛無息的潰瘍,是觸犯惡靈的結果,大部分的患者會被他所屬的部落排擠,更慘的是驅逐出境。

「現代醫學知道它是什麼造成的,當然明白如何根治。」醫生開給我一大包夠全村人服用的抗生素,「你不用擔心,離開非洲就好了。」

除了奇怪的潰瘍外,有時候身體裡的不速之客,也會為旅行帶來小小的困擾。

從膝蓋下緣拉出一條像白色細麵狀蠕動的生物

在從非洲回來後的幾個月,我一直覺得膝蓋下緣有個不起眼的腫脹,有某種奇怪的異物感。
「醫生,這裡面好像有東西?」

「你太疑神疑鬼了,這看起來只是一般的粉瘤而已。」

「可是有時候會刺刺熱熱的……」

「你真的是太敏感了啦!」

拗不過我的哀求,醫生同意做進一步的檢查,所以,當他從裡面拉出一條像白色細麵狀蠕動的生物時,表情變得像是電影異形從身體裡鑽出來的驚恐模樣。

「這是什麼啊?」診療室裡從醫生到護士,還有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

又過了幾周,我收到來自醫學中心的報告,這是「麥地那龍線蟲」所造成的感染。收藏於德國萊比錫大學圖書館裡的古埃及醫典《埃伯斯紙草卷》(Ebers Papyrus)就鉅細靡遺地描寫過它。在《舊約.民數記》中在荒野中折磨以色列人的「火蛇」,也被懷疑是龍線蟲所造成的。西元前二世紀居住在亞歷山大港的阿伽撒爾基德斯(Agatarchide),在《論紅海》(On the Erythraean Sea)中也提到「在皮膚下蟄伏,鑽動,造成像燙傷一樣痛楚」的小蛇,算是最清楚的病歷紀錄。

龍線蟲的學名 Dracunculiasis 源自拉丁文 dracunculus,意思是「小龍」。絕大部分的文獻顯示,被小龍纏上的病患「最多」會覺得生活有點不方便,但不至於危及性命。

但不管怎麼說,在自己的身體找到其他生物,的確是件可怕的事。

病痛的隱喻

日常現實中的疾患,與文學世界所虛構的病痛很不一樣。在生活中所發生的,會產生一種「這非看醫生不可」的病識感,從掛號、就診、服藥,自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標準程序,只要排除故障後,生活就可以繼續下去。

但文學所描述的病痛都比較誇張,總是與死亡比肩而行,畢竟,誰想看小說裡的角色不斷地腹瀉或流鼻水。與其說是描寫生理的不適,它更像闡述某種生命、道德,或社會的困境,看過狄福(Daniel Defoe)的《大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魂斷威尼斯》(Der Tod in Venedig),卡繆(Albert Camus)的《鼠疫》(La Peste),或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的《末世男女》(Oryx and Crake)就知道。看不見的敵人,伴隨著隨處可見的死亡與恐慌,自詡為萬物之靈的智慧生命,卻在迷茫與苦悶中節節敗退,瘟疫成為心靈的試煉與磨難。

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喬賽.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1922~2010)的《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描寫發生在架空的平行世界中,一種不明原因的白盲症,快速地在世界各地傳染擴散。這種症病不是讓人陷入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而是被一大片白光籠罩後讓人看不清楚,而這種疾病只要距離夠近就會感染,許多人因而被禁錮隔離於廢棄的精神病院裡。

《盲目》裡所有的對話都沒有引號,人物也沒有名字,閱讀這本書的同時,我們就好像閉上眼睛聽人說話。一個只有聲音,沒有臉的世界,薩拉馬戈透過「失明」探索人性在極端環境下如何回應。故事中僅有一位眼科醫生太太得以倖免,但為了照顧她的先生只好假裝也罹患白盲症。當然,薩拉馬戈的「盲目」是十足十的文學隱喻:

「失去眼裡的光亮,也就同時失去了對人的尊重。」

當一個人看不見時,或許周遭的人會伸出援手,展現同情。但全世界都看不見時──「你有比較可憐嗎?」「憑什麼你有特別待遇?」「我們比你更慘!」憐憫就會被無可妥協的無情冷漠所取代。

疾病,不僅僅只是生理上的隱喻,更是精神文明困境的有力寫照。

*作者為作家、電視節目主持人、攀岩家、登山家、文史學者、旅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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