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粗暴、好鬥、不講理不必然是義氣，更不是「眷村」必然的文化（台灣版眷村文化請參考此文），而是一種欠缺教養所造成的慣性。
據說，王朔想治療自己的攻擊性人格，特地帶著母親出席了央視的節目《心理訪談》。在北京胡同長大的高巍對王朔的言語和態度感到駭然：「胡同裡長大的孩子不可能這麼跟父母說話，就算街坊聽見了，也能給你大嘴巴（掌嘴）。」「就算再生氣，胡同裡的孩子也得跟爹媽稱『您』。」「有些話在胡同長大的人眼裡是不可思議的，那是給你生命的人啊；不說你爹媽，就是街坊都能給你大嘴巴。」
高巍還說：「大院文化算不得北京文化，他們是一種革命式的、鬥爭式的文化，不是敵就是友，沒有第三條出路。老北京文化是寬容的，平實的，閒適的。」
因為小說、電視劇和電影而嚮往文革與大院文化的人，最好趕快給自己補補課（參考文末「附錄：文革與紅衛兵精簡延伸閱讀」）。因為文革與紅衛兵的戾氣還充斥在大陸鄉民們「武統」的叫囂裡，以及台灣鄉民們毫無節制的網路暴力裡；而社群媒體的同溫層則提供了猶如「北京大院」的封閉環境。
我們離文革的距離，或許遠比一般人所能想像的更近！
莫往自己臉上貼金
《血色浪漫》的編劇都梁努力地為紅衛兵的暴力開脫，最扯的是把紅衛兵的暴力粉妝成《在路上》（On the Road）中的主人公，以及1968年5月的巴黎學生運動。
這種比擬不只不倫不類，更徹底表露都梁對20世紀歐美社會、文化發展的認識有多粗鄙、膚淺！
先扼要說兩個重大差異：其一，《On the Road》的主人公（和作者Jack Kerouac）和1968年的學生運動都沒殺人，更沒毆打、凌辱、殘殺自己的師長、鄰里；其二，歐美這兩個案例都是「既破且立」地開創了後來更加開放、多元的價值觀，以及更細緻、體貼異己的人權觀（更文明的價值觀），而紅衛兵不只是「只破不立」，還為後來的社會留下一股隱形的戾氣，絲毫沒有讓社會因而變得更文明，更能體貼他人的痛苦、無奈與委屈。
因此，紅衛兵與大院文化都沒資格把自己比擬為《On the Road》的主人公（或嬉皮與1970年代的美國學生反戰運動）和1968年的法國學生反抗運動。
其實，法國1968年5月的「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占領學校與工廠，築街壘抗拒警察」更像是「反抗運動」（revolt，反抗一切的威權、壓迫，以及不合理的命令與禁令），以及抗拒既有威權體制的「自治組織」（commune），而不是「暴動」。
它有時候被稱為「革命」，是因為它質疑、批判、討論、思索大學該教什麼（不該教什麼），工廠該生產什麼以及為何生產、為誰生產（經濟活動的目的、意義、價值、決策程序、生產與消費程序），因此它是一種文化與價值的徹底反思（而不是假借「階級鬥爭」強化自己的階級利益），而最終則顛覆了傳統的、威權的、封閉式的、一元的價值體系，使得歐美社會進入了當代（所以《紐約時報》在它滿50周年時刊出專文〈May 1968: A Month of Revolution Pushed France Into the Modern World〉）——這才是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而它所催生的「法國後現代文化批判」則成為當今歐美人文、社會學界必讀的主流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