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9日上午六點多，調查局持約談通知書、傳票、拘票及搜索票搜索了王炳忠等人住所。王的律師到場後，未能進入，警察並要求王不得以行動電話進行直播。王等人被帶回到調查局進行詢問，後由檢察官複訊，在經過了十八個小時多後，由檢察官請回。整起事件涉及到諸多刑事程序的相關問題及規範上的闕漏之處，此時或許是予以一一修正的契機。
第一，是約談通知書、傳票及拘票的設計。根據目前已經有的新聞報導及法務部的新聞稿，調查局此次使用了證人通知書、檢察官所簽發的傳票及拘票，要求王等人到場接受詢問。依刑事訴訟法第196條之1規定，司法警察官員得簽發通知書，通知證人到場；同法第175條明文，於偵查中，檢察官得簽發傳票，傳喚證人；依同法第178條的準用規定，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檢察官得簽發拘票拘提之（第75條參照）。拘提時，執法機關可以使用必要的強制力（第90條）。王案的作法，是實務上經常使用的方式，亦即，執法官員會同時帶著自身所製作的通知書，檢察官所簽發的傳票及拘票，要求相對人（證人及犯罪嫌疑人都是如此）當場配合，前往偵查機關進行詢問，相對人若表示不欲配合，便出示檢察官的傳票，相對人若還是不願合作，便提出拘票，予以拘提。
從相關條文的文字及相關報導上來看，執法機關在王案的作法似不違法。但是如此使用傳票及拘票，實在大有可議，現行的條文也有修正的必要。依目前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檢警機關可以通知無效後，傳喚相對人必須要「立即」到場。一旦相對人表示無法或不願配合，馬上就構成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的拘提事由。如此一來，先前的通知及傳喚會完全是虛晃一招，沒有任何的意義可言，也失去了傳喚作為侵害較小手段的意義。檢警機關也因而可以規避逕行拘提規定的法定要件（刑事訴訟法第76條）。
另一個問題更嚴重。依現行法，檢察官於偵查中有核發拘票的權限，然而，從檢察官作為偵查機關的屬性，性格上偏向積極、主動偵查犯罪，蒐集及取得相關證據來說，容許其得決定拘提相對人與否，對於人民的人身自由來說，會是很大的隱憂。比較法上來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很早之前就已經判定，檢察官不是中立客觀的司法官員，不得核發令狀。再者，刑事訴訟法第128條規定，搜索票只得由法官核發。如果重要性較低的隱私侵害（搜索）都應該由法官決定，重要性較高的人身自由（拘提）怎麼可以授權由檢察官即可？就此，刑事訴訟法第77條應有修正，回歸令狀原則，由法官核發的必要。
第二，證人的受律師協助權。刑事訴訟法第27條規定，被告及犯罪嫌疑人得隨時選任辯護人。亦即，證人無論在偵查中或審判中，都沒有受律師協助的權利。同法第150條則明文，當事人（即被告、自訴人及檢察官，同法第3條參照）及審判中的辯護人得於搜索扣押時在場。也就是說，偵查中的辯護人於搜索時並沒有在場的權利。根據目前已經有相關報導及官方新聞稿，王等人在這一個案件中的身份為證人，也因此並不享有受律師協助的權利，王選任的律師即便到場，也會因為案件仍在偵查中而沒有在場的權利。所以，執法官員拒絕其進入的作法，依目前規定並不違法。但是，這樣的規定，有著諸多值得檢討修正的地方。
首先，只有被告及犯罪嫌疑人有權選任辯護人，證人沒有此等權利，等於是開了一道後門，讓檢警機關能夠規避人民受律師協助的主張。亦即，檢警只要用證人的身份進行相關程序，就可以限制其取得律師的協助，因而無法保護自己的權利。這樣的作法，並不是危言聳聽，從許多最高法院案件可以知道，偵查機關常常鎖定了犯罪嫌疑人，但仍以證人的身份進行訊問等程序，之後再將之轉換為被告，規避了其所得享有的諸多權利，如緘默權及受律師協助權等。由於證人可能也是潛在的被告，釜底抽薪之計，應當是承認證人也應當如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也享有受律師協助權，可以選任辯護人，保護自己的相關權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數十年前，便已採取此一立場，以周延地保護人民的憲法權利。
此外，依目前規定，只有「審判中」的辯護人於搜索時有在場權。這樣的規定，並不恰當。在刑事程序改採改良式當事人主義後，審判中還有搜索者，已經是鳳毛鱗爪。真正會發生，且有爭議及權利保護必要者，會是「偵查中」的搜索。過往學者多已經大聲疾呼，主張刑事訴訟法第150條的規定有其不當之處，應與修正，讓偵查中的辯護人於搜索中也可以在場，如此才能夠有效地保護人民的權利。這一次的事件，只是再一次地突顯了這一個條文的問題所在。
第三，調查局官員的開鎖。刑事訴訟法第132條規定，搜索得使用強制力，同法第144條也明文，執行的官員可以開啟鎖扃。在王案中，王堅持不願開門，一段時間後，調查局官員找來鎖匠開門。這部份的作法，沒有違法可言。這是因為搜索的目的之一在於發現並保全可為證據之物，不應當因為相對人的不願配合便不予執行，否則將蒙受證據湮滅的危險。
第四，禁止受搜索人進行直播。刑事訴訟法第144條規定，搜索扣押中可為必要的處分，封鎖現場，禁止在場人離去或禁止他人進入。這樣的規定是為了保護執法人員的安全，保全證據，有其正當性，也因此，在王案中，調查局官員要求王停止直播的作法，並無不妥。
在此需要附帶說明的是，禁止受搜索人進行直播是並不是因為偵查不公開的緣故（刑事訴訟法第245條）。偵查不公開主要的規範對象是偵查機關，被告、犯罪嫌疑人或證人是否直接受有這條規定的限制，不能一概而論，必須要更為仔細的分析。以偵查不公開作為限制直播的理由，實在格格不入，只是衍生更多無謂不必要的問題而已。例如，進行直播者，是否會因而觸犯洩露國防以外秘密之罪？恐怕還是大有爭議。然而無論如何，以「偵查不公開」當成禁止直播的理由，都不太妥當。
第五，十八個小時的詢問及訊問。王等人被帶至調查局及地檢署接受詢問及訊問，為時十八個小時多。如何進行詢問及訊問程序，外界不得而知。不過，要注意的是，詢問及訊問不得以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為之（刑事訴訟法第156條參照），「十八個小時」是否當然等於疲勞訊問，要看個案情形來判斷。以本案來說，單就時間長度上來說，應該已經是一般人難以接受的方式，更遑論訊問的處所對相對人來說多是陌生、冰冷、不友善及高壓力及張力的環境。因此，王案中詢（訊）問的時間，仍有疲勞訊問的疑慮。當然，這部份是事實認定的問題，無法一概而論。
王案因為涉及政治人物，引起高度的矚目，然而其同時也凸顯了刑事程序在執行及規範上的諸多困境。主政者若能在此時予以修正，便可一舉解決長久以來的許多問題。如果只是坐視其在政治上持續紛擾，放任極端的情緒在當中發酵，類似的爭議必然會再度發生，所犧牲的就是法律與執法者的威信，以及人民的權利。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本文原刊《筆震》論壇，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