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談拜登路線，離不開他的前任川普，美國的系統反華是在川普當政時期尤其後兩年。歐巴馬後期，美中關系出現明顯裂痕，川普當選後，開局即對中不友好，不過鑑於川普本人的威權人格特質，以及中國政府的小心應對，美中關系在川普第一年並未出現破局，甚至川普對中國的訪問還使得他和習近平有些「惺惺相惜」。
兩國關系的江河日下是從華盛頓對中國加徵關稅開始，首次加徵的關稅雖然數額只有500億美元，可稅率達到25%，北京的反制激怒了川普，之後的貿易戰和經貿談判宣告雙方進入到短兵相接的對抗階段。疫情在美國的爆發以及川普的抗疫不力導致選情岌岌可危，讓他加速操作反中議題，華盛頓從疫情起源和名稱、經濟和科技、香港、台灣、新疆、南海等各方面發起了對中國的攻擊，特別是川普下台前的最後兩月，兩國幾乎游走在戰爭邊緣，形勢一度非常危急。
拜登在大選期間也隨「川」起舞，炮轟北京，雖然拜登不贊成川普對中徵稅，認為這無助於改善美國的貿易赤字，表示他當選後第一件事就是廢除對中國的徵稅，停止貿易戰，然而他上台已經5個月了，曾經承諾的行動沒有履行。盡管拜登下令聯邦政府雇員不得將新冠病毒稱做「武漢病毒」或者「中國病毒」，但最近他也命令情報機構介入武漢實驗室調查。另外，雖然他撤銷了川普對微信和抖音兩款中國社交軟件的禁令，可也擴大了對中企的投資禁令，並繼續維持龐畢歐在最後時刻解除美台各層級官員交往的外交限制，以及龐氏有關新疆存在「種族滅絕」的說法。
總之，拜登除了上面提到的在病毒稱呼和社交軟件這兩件小事上對中國釋出「善意）外，全盤繼承了川普的全面抗中路線，並在許多方面還有強化。尤其在美中阿拉斯加"2+2"會談後，拜登政府也像川普政府一樣，逢中必反，甚至在國內議題上，比如拜登政府出台的家庭救助計劃和就業計劃也要扛上抗中名號。拜登之所以這樣亦步亦趨川普，有三個因素，一是中國政府采取封城和嚴密的數字控制技術等極端手段並得到民眾配合最先控制住了疫情，而此時西方卻身陷疫情，花了一年多靠普遍打疫苗才讓疫情有好轉，這個對比讓拜登實實在在感受北京這套體制的厲害及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威脅，必須戰勝中國，否則西方會落敗；二是美中外交主管的會談，中國發出「不吃這一套」的平視美國的信號震動了美國精英層，強化了華盛頓對中國的危機意識；三是拜登的內政需要，拜登嚴重受制於美國社會內部的分裂特別是兩黨鬥爭，哪怕是國內議題，只有打上抗中旗號，才能獲得正當性，有可能不會在國會招來共和黨的反對。
盡管拜登全盤繼承了川普的抗中路線，但畢竟不是後者的翻版，它有自己的特點。拜登的對華政策或者拜登主義有兩點和川普明顯不同，第一，拜登出手比川普更有章法，顯得更有預期性。川普某種程度上是率性而為之人，或許他自己都不清楚下一刻要做什麼，給人的感覺是憑性子來，東一榔西一棒的，讓人難以預料。拜登是建制派的職業政客，在做副總統時期就負責外交，有著長期的外交經驗，而且也熟悉中國事務，他的外交團隊也是行家裡手，因此出台的政策和措施感覺有條有理，徐徐而來。
第二點，在對待盟友和國際組織的態度上，川普不重視盟友，使蠻力單干，一言不合就退出國際組織，而它們多是由美國創建的。拜登善於借助多邊主義的平台，聯合盟友一同抗中。在最近的G7會議和北約成員國領導人會議上，拜登成功地喚醒了西方國家和北約防堵中國。
憑實力說話的「抗中哲學」
那麼，什麼是拜登主義？這是一種以實力為基礎，以聯盟作支撐，以民主人權和科技為「武器」，以美元體系和強大軍力為後盾的帶有冷戰性質的全面、系統的抗中哲學。這一哲學發端於歐巴馬時期，在川普時期成形，拜登完善其結構，它起碼將貫穿美國未來十幾年乃至幾十年，成為美國對華和對外戰略和行動的政策指南。它也將深刻地影響美國內政，改造美國社會。
首先，拜登主義是一種以實力為基礎的抗中政策體系。美國的國家力量本就比中國強大，工具箱裡本就有很多工具可以用來圍堵和遏制中國。但拜登是第一個明確提出在實力基礎上對抗中國的總統。原因在於，盡管美國總體實力比中強，然而中國是個新興的崛起國，美中實力此消彼長，美國的優勢在相對削弱，一些方面中國在快速追趕美國甚至超過了美國，故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也需要加強短板建設，這就是川普提出要將制造業遷回美國以及拜登端出高達2萬億美元大基建計劃的原因。只有加強和厚實美國的實力，在競爭的各方面各層次上超越中國，才能將中國打敗。此乃拜登的想法。
其次，美中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正面對決帶有冷戰性質。雙方不純粹是老大對老二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意義上的對抗，而是復制了美蘇冷戰的意識形態對陣，換言之，美中的沖突混合了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雙重節奏。川普後期，其實已經上演了雙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直接對決，川普本人也許更關注經貿問題，但在後期，他的政府的其他高官，從副總統、國務卿到國安顧問和情報總監，都把矛頭對准中共，這實際是把美中的對抗引向制度之戰。拜登上台後，雖不像前任政府那樣抨擊中共，但是更加聚焦於中國的人權和民主問題，對華打人權和民主牌。華盛頓之所以要發起對中國的制度攻擊，是因為在拜登政府看來，中國的專制體制以及以該體制為核心建立的中國模式已對自由民主構成了現實破壞，盡管北京多次聲稱不在國際上推廣中國模式，但拜登政府認為，中國影響力的擴大本身就會構成對世界多數國家的制度壓迫，因為要接受中國的投資等就不得不接受中國的行為，從而無形中會改造這些國家的文化基因，時間一長不自覺地把中國的這套做法搬到本國。
再次，拜登打造了一個多邊抗中的平台，復活了美國在西方國家的影響力。美國和盟友關系的改善，團結西方共同抗中也許是拜登的外交政策和川普的最大不同，也是拜登迄今在抗中上取得的最顯著成果。拜登政府通過前期一連串的"2+2"會談、「四方會談」操作以及此次拜登的歐洲之行，成功地激活了西方國家的危機意識，構建起了一個抗中平台，盡管在具體問題上一些盟友同美國還有分歧，但華盛頓能夠借助這個平台對中國施以更大更強壓力。美英《新大西洋憲章》對全球秩序基於規則的重新設想、G7公報在香港、台灣、新疆、疫情溯源調查和供應鏈等問題上對北京的批評，以及北約首次宣稱中國是「系統性威脅」，都是拜登此次訪歐、重建盟友體系的結果。
復次，「民主+科技」是拜登抗中的著力點，也是對美國損傷力少而收獲大的兩個武器。美國遏制和圍堵中國要落實到現實，「民主+科技」就是最好的著力點，因為它們能將美國的競爭優勢充分得已發揮。美國相對中國有四大優勢，一是美元體系奠定了美國的金融霸權，讓其「長臂管轄」成為可能；二是民主體制凸顯了美國的道義制高點和干涉別國事務的正當性；三是科技領先成就了美國的科技和產業霸權，拉開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差距；四是強大軍力為美國提供了基本的威懾力和安全保障。在這四大優勢中，「民主+科技」佔半。
民主黨作為一個重視民主和人權的政黨，在美中對抗中，頻頻向北京打人權牌。這也是美國得已恢復在西方國家領導力的一個重要原因。科技尤其是高端先進科技，越來越成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相對民主和人權，北京也更在乎和擔心在高科技上受到美國和西方的限制，而拜登政府在這方面也頻頻出招，G7公報就提出西方國家要重構供應鏈，取得和中國競爭的科技優勢。可以想見，盡管美中在經濟、產業和科技上的全面脫鉤不可能，但美國在尖端科技、先進制造業和重要原材料供應方面，會出現和中國的部分脫鉤，這個趨勢已經無法改變。
最後，美元和軍事作為美國的後盾，是拜登備用的兩張威懾中國之牌。這兩張牌之所以備用，是因為它們對對手和自己都殺傷力太大，因此萬不得已，不輕易打出。美中對抗到現在，即使在川普最瘋狂的時期，也沒把中國清理出美元支付系統；雖在南海、台灣等事務上加強了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但沒有對中國發動直接的軍事衝突，原因在於，中國本身的經濟體量龐大，又手握3萬億美債，若把中國剔出美元支付系統，固對中國打擊巨大，但北京如果反擊，美元霸權亦可能提前終結，此外，美中的金融戰勢必會癱瘓全球金融體系，在雙方還都沒有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備前，這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行為。兩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也一樣，雖然核大國未必不會發生戰爭，但至少到目前為止，能夠避免戰爭就避免。然而，正因為這兩個工具破壞力巨大，一旦美中螺旋式對抗沒有一個剎車機制，未來不排除出現這兩種情形中的一種或兩種。
拜登時期的美中對抗，是否有緩和可能，目前尚未看到這種跡象，盡管拜登提出美國遵循「競爭、對抗、合作」的邏輯處理對華關系，但迄今只有對抗，未有良性競爭，更沒有合作。華盛頓口中的「合作」，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競爭或對抗，所以雙方本可以在氣候和防疫上合作，現在也無從進行。合理推測，至少到明年美國中期選舉前，兩國關系還會繼續下降或者維持在目前水准，如果中期選舉民主黨獲勝，拜登有可能會局部修正過於激進的對華政策，如果民主黨失敗，為贏得下屆總統選舉，拜登只會在抗中上加碼，此後兩國有可能隨時爆發小規模的軍事衝突。
拜登主義顯示了自己的特點、主張和思路，但就其精神實質而言，不脫川普對華政策的框架和目的，是在川普定義的美中關系的方向上走上對抗不歸路，可稱之為沒有川普的川普路線。按照這個方向，兩國關系的最終穩定和好轉，恐怕要到這樣一個情形：要麼美國認為無力遏制中國而放棄抗中，要麼中國認為無力抵制美國而放棄抵制選擇投降。至於歷史會呈現哪種可能性，現在不好判斷。
＊作者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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