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北非突尼西亞革命點燃阿拉伯國家抗爭風潮，多數國家後來陷入血腥內戰，唯有突尼西亞順利過渡為民主政體，成為革命楷模，但先前的社經問題反而更為嚴重，也引發極端主義和威權復辟等隱患。浩然基金會與成功大學台文系23日邀請「突尼西亞經濟與社會論壇」主席荷穆達尼，於台北創新中心大廳（CIT）向台灣民眾分享革命之後的重重難關。
阿拉伯之春的唯一楷模：突尼西亞
2013年，剛推翻革命後的突尼西亞陷入混亂，瀕臨內戰邊緣，「突尼西亞人權聯盟」（LTDH）、突尼西亞總工會（UGTT）、突尼西亞工業、貿易暨手工業聯合會（UTICA）、和突尼西亞律師公會（Ordre National des Avocats de Tunisie）組成了「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以調停者自居，堅守和平與自由方針，促使政黨迅速制定憲政，更確保憲法涵蓋全體國民基本人權，被譽為阿拉伯之春的唯一楷模，還獲得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肯定。
突尼西亞人權聯盟前副主席、「突尼西亞經濟與社會論壇」現任主席荷穆達尼（Messaoud Romdhani）近日受邀來台，荷穆達尼表示，突尼西亞革命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奇蹟，現在卻面臨極為沈重的發展危機，讓許多人甚至開始懷念獨裁政府，前途不可謂不艱難。
荷穆達尼介紹，2011年突尼西亞革命始於一個小販受不了警察取締自焚而死，在前獨裁總統班・阿里（Ben Ali）統治時期放任外資進入，又推動國營企業私有化，家族親信嚴重貪污，雖然觀光業發達，1/4人民卻生活在貧窮線下，民生問題成為革命導火線。
渴望改變的力量，如今轉為極度失望與氣餒
荷穆達尼說，早在2011年以前突國已出現多次抗爭，只是都很快就被鎮壓，直到2008年，發展落後的南部省分竟然爆發了長達6個月的抗議潮，足見人民積怨難解，那一年可說是革命的先聲，顯示人民沈潛的力量已開始集結。
但是，渴望改變的力量，如今也轉為極度失望與氣餒。國際媒體曾報導，突國革命後經濟仍毫無起色，外資遲遲卻步，毫無執政經驗的政府效率低落，30歲以下青年失業率高達3成，偷渡歐洲的突國難民因此暴增，寧死也要尋找生存機會。
荷穆達尼表示，「全國四方對話」藉由突國重視包容的文化背景，促使各方放下歧見合作，成功建立多黨聯合政府，但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挑戰滾滾而來，最危險的問題之一就是極端主義威脅。
經濟發展沒有起色，極端主義威脅虎視眈眈
荷穆達尼指出，由於經濟發展沒有起色，支持革命的年輕人非常失落，恐怖組織看準這種心境，利用清真寺招兵買馬，有些年輕人真的取道利比亞和土耳其加入了「伊斯蘭國」（IS）等恐怖組織，連海灣國家都在資助突國境內的極端組織，讓突國十分頭痛。
荷穆達尼說，無論是中東或歐洲，年輕人走上極端之路多半是出於不滿和失落，這也證明了在民主與人權之外，社會正義和經濟也缺一不可，唯有給人機會、尊嚴和表達空間，才是對抗極端主義的方法。
荷穆達尼表示，突國當前不少聲音懷念班・阿里時期，過去的物價至少比現在低，現在也有許多民選官員是前朝舊人，都是大眾重視民生大於民主的證明，也是突國民主萌芽期的威脅。
Q&A時間有民眾發問道，那麼若達到社會正義和經濟強盛，就可能使人忘記民主、人權嗎？荷穆達尼頗有自信認為不可能，他以突尼西亞1956年獨立後第一任總統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為例，布爾吉巴被視為突國現代化之父，儘管同樣是打壓異己的獨裁體制，但當時經濟發展繁榮，政府也提供免費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這些曾經成功勸服他的祖父母與父母輩人民放棄追求民主。
荷穆達尼說，雖然他小時候也曾受惠布爾吉巴的政策，但他最後還是認清獨裁體制的壞處，因為獨裁領導人即使真心為民服務，卻永遠無法避免他的親信和投機分子謀求私利、破壞一切。
荷穆達尼：人類無法只滿足於基本需求
荷穆達尼認為，填飽肚子是根本，但人類其實無法只滿足於這些基本需求，人類天生有表達自我和意見的需求，極端份子也是因為沒有表達空間才走上極端，所以民主與人權仍然不會被遺忘。
荷穆達尼最後強調，當前突尼西亞也面臨轉型正義的挑戰，革命才過了短短7年，突國政府還來不及討論如何對待威權與咎責，剛從言論自由枷鎖釋放的媒體，道德操守和素養都顯不足，自然會出現懷念威權復辟的聲音。政府必須儘速幫助受害者生活，協助他們站出來訴說遭遇，並讓司法去要求過去的威權政府負起責任，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真正的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