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美中社會經濟交往的密切。美、蘇當年是各憑本事，各自為戰，美、中卻曾從隱性同盟發展成共享全球化的「店主─工頭」互利夥伴。雙方社會關係千絲萬縷，所以華府難以完全終止大陸留學生、終止中資上市、終止兌現美債。但疫情下各種謠言引發民間怨恨，這種複雜互賴後的精準脫鉤，美其名曰「增加韌性」，其對抗情緒遠非美、蘇隔離對峙可相提並論。
其三是世代交替。冷戰世代沒有「虛擬真實」，也缺少「後真相」，對戰爭風險感受真切、心懷敬畏。現今人們容易以為衝突不過駭客亂入，可用鍵盤傳檄而定。美、中都有文獻指出，不僅常民如此，雙方少壯外交官和戰略家也有過度自信、輕視歷史、低估戰爭的傾向。這使得「包容」是否包括「亞裔」？「公私伙伴」的典範是否即是時代雜誌近期揭露的，五角大廈近10年擴編的「軍民融合」秘密部隊？「戰狼」是否也是「奮發有為」？這類需要耐心與慎重考慮的問題，可以變得任性。這樣的情況下，北京高舉「聯合國多邊主義」固然無法說服西方，「康沃爾共識」要變成各國心悅誠服的國際新秩序基石，也近乎緣木求魚。
好消息來自拜普會。雖然兩人會晤時間短於預期，但至少普京與拜登宣示了「核戰爭打不贏也永不能打」。這話雖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但也說明無論要提倡什麼「共識」，大國「戰略穩定」才是最大的大局。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