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施打造成民眾猝死
近日疫苗施打造成多位高齡民眾猝死，衛福部及專家們多就「施打或不施打疫苗的死亡率風險」為客觀評估建議；在疫情嚴峻同時，確實建議宜審慎評估，但針對施打疫苗後造成猝死之個案（或多數個案）應如何救濟？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以死亡個案而論，目前實務上針對COVID-19新冠肺炎的求償抽象上概可分為兩類，一為「未施打疫苗，因故確診而死亡（未得到妥善醫療）」，一為「施打疫苗後死亡」，而後者主要在於「接種疫苗後之責任判斷」。當然，其前提是「施打合法之疫苗」（理論上不包含至國外或境外接種疫苗返國之類型）。
施打疫苗後死亡，尤其是「猝死」的情況，在法律上最難判斷的是「因果關係」，用一個最簡單的比喻，民眾施打疫苗雖然有風險，但是否造成猝死？確實難以遽然判斷原因，尤其對年邁、擁有多年複雜病史或慢性病之民眾，更是如此。然而「施打後，猝死的結果確實發生時」，關鍵則在於「如何向政府請求補償？」這也是家屬或民眾們悲痛之餘，筆者建議應該注意的事項。
冗長的官司 如何請求補償
實務上先前針對《H1N1新型流感施打疫苗》有一個較為適合的案例可以供參考（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355號，該案筆者彙整於全國律師月刊7月號），該個案中「被害人」為施打疫苗經兩年後死亡（感染ADEM兩年），試問：「如何請求藥害補償？」雖然傳染病防治法第30第1項規定：「因預防接種而受害者，得請求救濟補償。」但民眾們怎有能力自己打官司？在面對冗長、勞心勞力的訴訟及大量的舉證且遙遙無期的判決，最終都可能是一場空（判決敗訴）？或許民眾們可透過團體訴訟方式為之，但判決結果是否公平？又是一場深刻嚴正的挑戰或論證。
施打疫苗案例，懇請觀察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355號判決之重要見解：「預防接種之疫苗之選擇、獲得、保存及接種方式，並其安全評估，均在行政機關或施打者之掌控範圍，請求人係居於證據地位不平等之處境，人民生命及身體因預防接種受侵害，此請求救濟補償權利之實現，顯受此不平等地位之影響。」、「受預防接種及發生損害間，有無因果關係之事實不明時（即不能確定有亦不能確定無因果關係），仍應補償，把此項有無因果關係事實不明之不利益分配予補償機關。」以上見解關鍵即在於「舉證責任」應在於「政府機關」或「補償機關」，換句話說，若機關無法舉證免責，法院就事證認定上「宜採對民眾有利的認定」仍應補償！
另外，實務上所論證的「疫學上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1號判決）」利用統計方法以「合理之蓋然性」為基礎，以危險已達「醫學上合理確定性」推定因果關係之存在，主要為適用於公害事件等，是否適用罹患病症與接種流感疫苗間之判斷，仍待個案檢驗。此部分近期請參考智財法院109年度民專訴字第11號判決內容，或委由承審法院就個案之判斷；然而整體而言，如以「舉證責任轉換」或「審酌案件之特殊性（例如藥害訴訟）」為綜合評估，筆者建議仍應由政府機關負舉證責任。否則「施打疫苗所生之藥害救濟（本質為補償機制）尚如此困難？」就人民權益及訴訟權保障以觀，顯然不足，或者纏訟多年，是否又是另一個身心折磨或傷害的開始？
建議設立COVID-19藥害專責小組
實務上關於接種疫苗，例如：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110 年 02 月 18 日修正），辦理預防接種受害救濟之審議，而此部分建議設立COVID-19藥害（疫苗受害）專責小組，回歸藥害救濟的本旨在於「填補損害」，筆者建議政府機關應就新冠肺炎之施打疫苗制定特別方案或計畫，至少就「補助救濟」或「填補損害之補償機制」宜應彈性認定，在此類特別案件類型（COVID-19疫苗施打）建議「專款專用」為補償規劃設計，亦即「一旦施打疫苗猝死，建議從寬認定其審核」而儘量給予補償。而論者或認為一律放寬是否不妥？筆者由程序上建議仍由「救濟審議委員會審查」（參考衛生福利部藥害救濟審議委員會審議辦法等），例如個案中如有確實可排除施打疫苗之原因（例如：明顯之外因性造成意外死亡），可以透過調查及報告檢視，由該委員會審定是否符合該類特殊藥害救濟之要件。必要時，也可就此類COVID-19疫苗施打之藥害救濟設立專案小組，俾利權責儘速及便民。至於若聲請藥害救濟遭駁回，則依法提出行政救濟或訴訟，而就訴訟上應由政府機關負舉證責任為妥，以利民眾們請求補償。
＊作者為執業律師、高雄律師公會第15屆人權委員會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