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花很多時間看日本晨間劇，為什麼不看自己社會跟社會歷史有關的劇呢？」畢業於台大政治系、年近40才轉行拍電影，新銳導演宋欣穎以電影《幸福路上》女主角林淑琪的人生，濃縮30年來台灣人從戒嚴一路走來的記憶，說台語要罰錢、會因為讀一本書被特務抓走的時代，就這樣被封存下來。
有人抨擊宋欣穎「過去的就過去了，為何要一直談戒嚴」，甚至有網友看過影評後私訊罵她「綠蛆」，但她仍堅持拍：「一個社會要有強烈的共同記憶，那個共同記憶就是共同價值的來源，可是我們沒有……我們把威權打破，但不表示威權該被忘記，他應該要被記得。」
沒有記憶就不會知道自己是誰，宋欣穎道出滿滿憂心，例如她身邊20歲的年輕人竟問她：「蔣經國跟蔣中正不是同一個人嗎？」那些歷史的傷痕正在被遺忘，她希望用電影讓大家記得。
不會講國語的爸爸從英雄變「狗熊」 她拍下「禁說台語」六年級記憶
出生於戒嚴時期的社子島、生長於新莊工人家庭，宋欣穎靠一路苦讀攻進北一女、台大，工作幾年存了前以後又陸續赴日本、美國攻讀電影，年近40才開始導演夢。她說起話來很溫柔，或許是因為長年國外生活經驗，講話時不時穿插英、日語──但，沒有台語。
明明出生於一個講台語的家庭，卻不太講，這不只是宋欣穎個人的困惑，也是六年級生走過戒嚴時期「禁說方言，說台語要罰錢」的共同經歷：
「作為一個台灣人，有一天意識到我跟爸爸媽媽用不同語言在溝通，好像我在美國看到的移民家庭，阿文表哥在美國講台語，小孩聽不懂就講英文。我媽講太難的台語我也聽不懂，表弟也不會講台語，要靠我們翻譯……」
而在電影《幸福路上》，出生於1975年的女主角林淑琪，上學第一天看著沙發的圖片、回答老師「膨椅（phòng-í）」卻被糾正，放學回家後考爸爸國語，爸爸不會講，媽媽就笑：「不然妳帶爸爸去讀書啦，看他會不會講國語。」
「打狗英雄的爸爸，就這樣成為了狗熊。」林淑琪在電影裡這麼說。她越是長大就和爸爸越疏遠，也很討厭他看「豬哥亮歌廳秀」，還會罵爸爸：「你不要一直看豬哥亮，很沒水準耶！」
宋欣穎說，她拍這些並不是要控訴什麼，只是想反省台灣人為何會有「瞧不起自己父母」這種狀況：「我們怎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我並沒有要控訴他，我只是要講，我會不會在這過程因此瞧不起我的父母？成長過程有時候就是會瞧不起我們的父母、瞧不起台灣，這不是他們的錯，也不是我們的錯……」
擔憂年輕人分不清蔣經國與蔣介石 傷痛威權歷史正在被遺忘
《幸福路上》記下的不只國語運動而已，還有小學生們讀課本立志「學蔣公看魚兒力爭上游」、看一本禁書都可能被特務帶走、也不能批判政府的戒嚴記憶。
例如，女主角林淑琪聽完阿文表哥因為和同學組讀書會、「被警察請去喝茶」的經歷後，在課堂上唸了一個「住在禁止讀書世界的王子」的故事，老師下課後問林淑琪：「這故是哪裡聽來的？」
「我大表哥的故事！」林淑琪很興奮地回答，老師卻盯著她，緩緩說：「以後不要再講這故事，我是為妳好。」
這句「我是為妳好」是由宋欣穎配音的，有朋友問她為什麼配音不兇一點，宋欣穎說：「我想，我身為一個老師，是真的為她好。」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年代，林淑琪談論表哥的故事確實是敏感之敏感、禁忌之禁忌，宋欣穎認為老師是真心為了林淑琪好，也是無可奈何。
走過戒嚴的台灣人都有各自的無奈，那些記憶都深刻地刻在宋欣穎心上，只是隨著時代變遷，她發現這些事竟漸漸被台灣人淡忘：「我們的動畫師大多25歲以下，他們搞不清楚蔣中正跟蔣經國是不一樣的人，也不知道吳鳳的傳說，40歲分鏡師說他以為要姓『蔣』才能當總統！」
「一個社會要有強烈的共同記憶，那個共同記憶就是共同價值的來源，可是我們沒有！我們沒有共同的記憶，有些創作就做不下去，我們把威權打破了，但不表示威權該被忘記，他應該要被記得。我們可以不認同威權或神話，但他應該要被記得。」
一連講了兩次「應該要被記得」，宋欣穎對於記憶被遺忘這件事相當焦慮，也因此才會在第一部作品《幸福路上》就以台灣歷史為題材：
「記憶會影響你怎麼看待你的人生、你怎麼詮釋你們自己的處境，我的上一代他們不想記得，只想要賺錢，台灣整個媒體是很浮躁的，這個斷裂很可怕，會無法推動文化進展跟文創的產生……」
「如果我們花很多時間看日本晨間劇，為何不看自己歷史的劇？」
如今若再提起戒嚴記憶，有些人會說「過去就過去了，有什麼好講」，甚至看完《幸福路上》影評以後找上宋欣穎個人臉書、痛罵她「綠蛆」，對此宋欣穎說，她無法理解那是怎樣的心態：
「會講不提的就是不想要有記憶，可是這些事情都很深刻地在我的記憶裡頭，我要講一個跟自己有關的故事。為什麼日本有、韓國有、美國有我們沒有？」
宋欣穎先談韓國電影《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對光州事件的反省，又說日本晨間劇常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描繪小人物在大時代掙扎求生的身姿。當戰事來臨，主角含淚目送家人上戰場，最後收到一紙陣亡通知、一個裝骨灰的匣子，這樣的情節在晨間劇裡沒少過。
明明終戰已逾70年，日本人仍一直反省錯誤的歷史、傳遞反戰思想，宋欣穎相當喜歡這樣的晨間劇，也說《幸福路上》就是類似晨間劇的敘事手法，用林淑琪這個小人物來談大時代。
「如果我們花很多時間看日本晨間劇，為什麼不看跟自己社會、自己歷史有關的劇呢？」宋欣穎說，人的故事跟歷史是分不開的，人一定會在歷史裡，若台灣缺乏共同記憶、連過去幾十年發生什麼事都不清楚，做戲劇難以產生共鳴。
「共同的記憶是一種永遠的鄉愁，他會很快讓觀眾連結到那時候我在幹嘛，那是我經歷過的時代、我經歷過的鄉愁，把觀眾的連結感叩出來。」宋欣穎說，這就是在戲劇帶入歷史的一大好處，有記憶的作品才能提供更深刻的感動。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戲劇講歷史太沉重，但宋欣穎說，這年頭網路上選擇很多，觀眾是會進化的，「如果你一再歌頌社會很美好，觀眾不一定買單」，《紙牌屋》的爆紅就是鐵證。
宋欣穎說，以歷史為題材也希望發掘社會無奈的、殘酷的一面，再從中發掘出美好的價值，例如電影展現的「無論你是怎樣的人，愛你的家人永遠會歡迎你回去」這般溫暖。儘管去美國讀了電影，宋欣穎還是想回台灣以本土歷史記憶來創作，而《幸福路上》拍下的，就是正在被遺忘的一段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