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下棄權票的中華民國
蔣中正比任何人都瞭解，同蘇聯結盟不符合中華民國的長久利益，還有可能得罪英法兩個國際聯盟的創始會員國。假若因此不小心丟掉了非常任理事國的身份，中華民國又少了一個在面對日本侵略時的自救手段。更何況在侵略與反侵略之間選擇與侵略者蘇聯站在一起，將會導致中華民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反侵略者形象徹底破產。
當然中華民國還是必須要從現實主義角度出發，避免與蘇聯撕破臉，所以在12月14日當天通過譴責蘇聯的決議案上，中華民國做出了不表態的決定。另外一個選擇不表態的國家，是領土與蘇聯只有一線之隔，深怕做出錯誤決定後會遭到併吞的保加利亞王國。同一天，國際聯盟理事會通過開除蘇聯會籍的決定，這次輪到希臘王國、南斯拉夫王國和中華民國一起投棄權票。
希臘王國、南斯拉夫王國與保加利亞王國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緊臨蘇聯的巴爾幹國家。南斯拉夫人與蘇聯人同為斯拉夫民族，希臘人則與俄羅斯人同樣信奉東正教，這種特殊的歷史淵源自然讓兩國領袖不願和蘇聯為敵，即便他們都是反共的君主制國家。代表中國投下贊成票的顧維鈞，卻在這個時候展現了中華民國的骨氣。
顧維鈞用流利的英語強調，對於中華民國這次為了國家利益犧牲原則一事感到遺憾，暗指中華民國認可蘇聯為冬季戰爭的侵略國。反觀希臘與南斯拉夫的代表，在投棄權票的同時還要強調他們反對國際聯盟開除蘇聯的主張。中華民國投下棄權票足以將蘇聯驅逐出國際聯盟，再加上顧維鈞一席反共言論，更讓史達林認定這是蔣中正聯手英法美排擠蘇聯的表態。
12月19日，蔣中正駐莫斯科的私人代表賀耀組立即將史達林「極為不悅」的態度傳達回重慶。賀耀組甚至表示，此刻任何由蔣中正寫給史達林的親筆信都不適合轉達，顯見雙方關係已十分惡化。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世杰在寫給胡適的信中，指出這是中華民國與蘇聯關係最為惡劣的階段，因為蘇聯要的是中華民國公開否決英法對蘇聯的排斥，而不光只是投棄權票。
一去不復返的中蘇關係
時任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的楊杰，為雲南陸軍講武堂出身的滇系軍人，思想相當左傾。抗戰爆發之初，蘇聯提供給中華民國的飛機、戰車還有火砲都是由楊杰負責爭取而來，讓他很自然的成為了一位「親蘇派」。立場親蘇又具有大使地位的他，是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在1940年1月第一位召見的中國官員。
莫洛托夫向楊杰提出抗議，指出抗戰爆發以來，蘇聯幾乎成為唯一向中華民國提供援助的國家，結果中華民國的外交官卻在日內瓦國際聯盟理事會上羞辱蘇聯，採取親近西方國家的立場。結果楊杰果然站在蘇聯的立場，數落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聯盟大會上反蘇、親美的立場「對不起」蘇聯，並向重慶提交了辭去駐蘇聯大使的辭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