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華民國乃至於好幾起歷史重大世界的紀念日，當中包括了筆者先前討論過的新4軍事件與中條山戰役等等，都對國共雙方的實力消長產生重大影響。不過1941年發生的大事還不只於此，《日蘇中立條約》的簽署，象徵史達林（Joseph Stalin）放棄了對國民政府的支持，而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適時的宣佈《租借法案》涵蓋中國，則確立了蔣中正一輩子的親美路線。
隨後納粹德國進攻蘇聯，宣告希特勒（Adolf Hitler）與史達林聯手對抗西方盟國的計謀破產，確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以資本主義陣營聯手共產主義陣營打擊法西斯主義陣營的模式進行，並延緩了國共翻臉的時間。接著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即「飛虎隊」的成立，還有珍珠港事變的爆發，代表的是美國即將在蔣中正的幫助下，取代英國成為西太平洋的主宰勢力。
畢竟在接踵而來的太平洋戰爭之中，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殖民主義勢力遭到日軍徹底擊潰，唯有美國才能戰勝日本，恢復東亞的自由與繁榮。在亞洲民族主義被日本挑起的情況下，美國唯有仰賴中華民國這個東亞第一大國協助方能以自身的民主經驗打造戰後新亞洲。如果我們把格局放到1941年之外，還有好幾個影響世界與兩岸歷史走向的年份是以1為結尾的。
比如締造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辛亥革命爆發在191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的1921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的1931年、舊金山和約簽署的195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196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1971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1981年以及蘇聯解體的1991年，這些事情雖然不是發生在1941年，卻又都與1941年的每一件大事情緊密聯繫在一起。
貫穿其中，幾乎每一件上述提到的大事情，除了發生在十月革命以前的辛亥革命之外，都與蘇聯息息相關。希特勒對蘇聯發兵80周年，即2021年6月22日即將到來，我們來談談這場戰爭對中華民國究竟帶來了哪些影響。不過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為什麼在抗戰初期援助中華民國的蘇聯，最後會與中華民國分道揚鑣？除了地緣政治的理由之外，還有一個國人忽視的重大原因。
貌合神離的結盟
比起孫中山時代主導下的國共合作，蔣中正在抗戰初期與蘇聯、中共的合作堪稱是貌合神離的結盟。蘇聯在抗戰爆發之初，是中華民國空軍取得戰鬥機的主要來源，尤其是全金屬下單翼的波利卡波夫（Polikarpov）I-16戰鬥機，更是史上第一款可伸縮起落架的戰鬥機，在30年代相當先進。在崑崙關戰役中大放異彩的T-26戰車，同樣是由蘇聯提供給中華民國陸軍。
然而牽制日本，卻是中蘇兩國放下意識形態成見，走到一起的唯一理由。蔣中正對此有一針見血的評價：「莫斯科對於我們中國對日抗戰，認為可解其東顧之憂。莫斯科這時對中國抗戰的長期化的希望，更是迫切。在南京撤守之後，日軍企圖進攻武漢之時，蘇俄與中國的密切友誼，及其對抗戰的援助，都是基於他這一希望。」
如果說中華民國與蘇聯的結盟是貌合神離，那麼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則是摩擦不斷。大敵當前之下，無論是蔣中正還是毛澤東都將對方視為欲除之而後快的心腹之患。國共底層的軍人，或許有「兄弟鬩於牆，共御其侮」的共識，可毛澤東與蔣中正看待彼此卻是從來沒有「民族情感」這四個字存在的。只要翻臉的時刻一到，他們會毫不猶豫的除掉彼此。
而在共產國際尚未解散的政治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仍保留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地位，是蘇聯向中國「輸出革命」的象徵。儘管史達林支持的對象是以國民政府為主，畢竟當時也只有國民政府有空軍或者裝甲兵來接受蘇聯武器援助，可蔣中正仍認為只要日本戰敗之日來臨，蘇聯必將重新扶持中共推翻政府。對於史達林這號梟雄，蔣中正可是一點也大意不得。
對蔣中正而言，最有利中華民國，甚至於整個自由世界的局勢發展莫過於日本與德國一起進攻蘇聯。這樣一來共產主義陣營與法西斯陣營將兩敗俱傷，中華民國便可與英法美漁翁得利。史達林不是白癡，對蔣中正還有其他西方元首想坐視軸心國與蘇聯兩敗俱傷的盤算了然於心，所以他在1939年8月23日率先與希特勒結盟，不留給蔣中正任何幻想。
史達林給蔣中正的考驗
不過史達林知道中國的重要性，也知道中國有被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瓜分的歷史，更知道國民黨有聯俄容共的過往。蔣中正曾經在孫中山指派下造訪蘇聯，在20年代初期還一度是西方媒體報導中的「紅色將軍」，過去的種種讓史達林相信自己與國民政府還是有合作空間。畢竟蘇聯要的是確保自己國土東半部屏障的勢力範圍，或者所謂的「緩衝區」。
被蘇聯視為「緩衝區」的國家，只需要採取親近蘇聯的外交政策就好，史達林並不在乎這個國家是不是由共產黨人統治，至少一開始不會在乎。在尚未與日本簽署《日蘇中立條約》以前，其實史達林更希望能與蔣中正這位民族主義者領導的中國結盟，共同對抗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帝國主義」。更何況蘇聯的新盟友德國與中國關係也不差，三個陸權國家結盟對抗英美海權國家是可以期待的。
透過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與德國在歐洲彼此劃分了勢力範圍。波蘭東部與波羅的海三小國被劃入蘇聯的「緩衝區」，可史達林並沒有以此為滿足，他還在1939年11月29日對北歐國家芬蘭發起了侵略戰爭，在西方世界引發了軒然大破。尤其是對已經向納粹德國宣戰的英法而言，此刻的蘇聯是不折不扣的軸心幫兇。
事實上，國民政府對蘇聯趁亂瓜分波蘭與侵占波羅的海三小國的行為已全盤掌握，並深深憂慮中華民國會步入這些東歐國家的後塵。國民政府在英法與德蘇之間早已確認了同情英法的立場，尤其是同情遭受德蘇兩軍劃分勢力範圍的波蘭及波羅的海三小國。可考慮到與蘇聯直接翻臉的結果，不只將導致蘇聯停止向中華民國提供武器，還可能促進蘇聯與日本的結合。
為了防止國軍還來不及爭取到英美盟國參戰，就先被日蘇聯軍殲滅，蔣中正沒有接受駐國際聯盟代表顧維鈞的建議聲援英法。從史達林能夠翻臉無情，與意識形態上的頭號大敵希特勒瓜分歐洲來看，蘇聯與日本一起瓜分中國的威脅同樣存在。為了確保中華民國領土主權完整，蔣中正決定不在波蘭與波羅的海三小國問題上表態。
重點是在芬蘭！
史達林給蔣中正下的考驗並不是在波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或者立陶宛。因為只有在芬蘭，蘇聯紅軍遭受到頑強的抵抗，而且英法兩國還為此在國際聯盟上控告蘇聯為侵略者，要求投票移除蘇聯的會籍。如果英法沒有把冬季戰爭的情況提交給國際聯盟處置，國民政府還可以打馬虎眼，不表態的讓芬蘭與蘇聯解決自己的問題。
然而一但提交到了國際聯盟上，身為會員國的中華民國就沒有不表態的空間。畢竟打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外交部就花費了相當大的力氣在國際社會上將中華民國塑造成一個反侵略國家的偉大形象，並靠著這樣的偉大形象成功將國際聯盟的創始會員國日本給逼了出去。既然有長達近10年的時間，中華民國政府都在抗議國際社會裡的弱肉強食和無政府狀態，就不能無視其他小國遭受侵略的痛苦。
可芬蘭終究還是離中國太遠，國民政府跟著西方一起譴責蘇聯，不只沒有辦法幫助到芬蘭，還可能先讓中華民國被蘇聯和日本瓜分。與此同時，蔣中正也掌握到蘇聯在與日本接觸的消息，中華民國公開聲援蘇聯不只無法改變蘇聯同日本和解的結果，還將導致英美疏遠中國。面對這個棘手的問題，駐英大使郭泰祺於1939年12月8日寫信向駐美大使胡適詢問意見。
胡適給郭泰祺的建議，是中華民國應該在不開罪蘇聯的情況下採取與英美相同的立場，就是中國應當聲援芬蘭。當時的中華民國是國際聯盟理事會九個非常任理事國之一，蘇聯則是1934年才加入剛滿五年的新會員國，而根據國際聯盟理事會的規定，只要所有常任與非常任理事國沒有任何異議，或者只是選擇放棄投票，那麼蘇聯就會失去國際聯盟的會籍。
只要有一個理事國投票否決，蘇聯就能保留國際聯盟會籍。換言之，握有否決權的中華民國在決定是否驅逐蘇聯出國際聯盟的過程中具有重要角色，如果中華民國否決由阿根廷在12月13日提出的驅逐蘇聯提案，就能夠讓蘇聯繼續留在這個國際組織。欠了中華民國人情的蘇聯，當然要回報中華民國，繼續維持雙方的合作關係，這就是史達林給蔣中正的一趟政治考驗。
投下棄權票的中華民國
蔣中正比任何人都瞭解，同蘇聯結盟不符合中華民國的長久利益，還有可能得罪英法兩個國際聯盟的創始會員國。假若因此不小心丟掉了非常任理事國的身份，中華民國又少了一個在面對日本侵略時的自救手段。更何況在侵略與反侵略之間選擇與侵略者蘇聯站在一起，將會導致中華民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反侵略者形象徹底破產。
當然中華民國還是必須要從現實主義角度出發，避免與蘇聯撕破臉，所以在12月14日當天通過譴責蘇聯的決議案上，中華民國做出了不表態的決定。另外一個選擇不表態的國家，是領土與蘇聯只有一線之隔，深怕做出錯誤決定後會遭到併吞的保加利亞王國。同一天，國際聯盟理事會通過開除蘇聯會籍的決定，這次輪到希臘王國、南斯拉夫王國和中華民國一起投棄權票。
希臘王國、南斯拉夫王國與保加利亞王國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緊臨蘇聯的巴爾幹國家。南斯拉夫人與蘇聯人同為斯拉夫民族，希臘人則與俄羅斯人同樣信奉東正教，這種特殊的歷史淵源自然讓兩國領袖不願和蘇聯為敵，即便他們都是反共的君主制國家。代表中國投下贊成票的顧維鈞，卻在這個時候展現了中華民國的骨氣。
顧維鈞用流利的英語強調，對於中華民國這次為了國家利益犧牲原則一事感到遺憾，暗指中華民國認可蘇聯為冬季戰爭的侵略國。反觀希臘與南斯拉夫的代表，在投棄權票的同時還要強調他們反對國際聯盟開除蘇聯的主張。中華民國投下棄權票足以將蘇聯驅逐出國際聯盟，再加上顧維鈞一席反共言論，更讓史達林認定這是蔣中正聯手英法美排擠蘇聯的表態。
12月19日，蔣中正駐莫斯科的私人代表賀耀組立即將史達林「極為不悅」的態度傳達回重慶。賀耀組甚至表示，此刻任何由蔣中正寫給史達林的親筆信都不適合轉達，顯見雙方關係已十分惡化。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世杰在寫給胡適的信中，指出這是中華民國與蘇聯關係最為惡劣的階段，因為蘇聯要的是中華民國公開否決英法對蘇聯的排斥，而不光只是投棄權票。
一去不復返的中蘇關係
時任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的楊杰，為雲南陸軍講武堂出身的滇系軍人，思想相當左傾。抗戰爆發之初，蘇聯提供給中華民國的飛機、戰車還有火砲都是由楊杰負責爭取而來，讓他很自然的成為了一位「親蘇派」。立場親蘇又具有大使地位的他，是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在1940年1月第一位召見的中國官員。
莫洛托夫向楊杰提出抗議，指出抗戰爆發以來，蘇聯幾乎成為唯一向中華民國提供援助的國家，結果中華民國的外交官卻在日內瓦國際聯盟理事會上羞辱蘇聯，採取親近西方國家的立場。結果楊杰果然站在蘇聯的立場，數落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聯盟大會上反蘇、親美的立場「對不起」蘇聯，並向重慶提交了辭去駐蘇聯大使的辭呈。
最討厭左派的蔣中正立即批准了楊杰的辭呈，命令賀耀組接下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職務，賀耀祖則轉告蔣中正，蘇聯已經因為中華民國在國際聯盟投棄權票的原因而更加孤立，只能進一步向軸心國集團靠攏。蔣中正則大怒，表示蘇聯駐國際聯盟代表團在12月14日投票前，完全沒有與顧維鈞協商，假若雙方能在大會召開前進行三四次的磋商，或許會出現更有利蘇聯的結局。
掌握蘇聯正在與日本談判消息的蔣中正，還告誡蘇聯如果蘇聯真的想要跟中國當朋友，就不應該向中華民國隱藏自己的外交動向。如果蘇聯要向中華民國證明自己是個可靠的盟邦，那麼就應該繼續向中華民國提供武器設備。此時此刻在莫斯科，負責談判援助中國事務的蘇聯國防委員伏羅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對賀耀組的態度不是拒不見面，就是百般刁難。
到了這個地步，雙方的對話已經無法持續下去，蔣中正建議賀耀組先到土耳其去探望一下他在當地的老朋友，給予雙方一段冷靜的時間。冬季戰爭結束後的1940年2月，中蘇兩國重新就蘇聯軍援中國問題展開談判，雙方一路談到了9月份，最終伏羅希洛夫宣佈暫停向中華民國輸出武器。根據美國學者加弗（John W. Garver）的研究，整個1940年下來幾乎沒有蘇聯武器進入中國。
終身反俄帝的蔣中正
加弗的研究指出，顧維鈞在1939年12月14日投棄權票前，似乎沒有得到來自重慶方面關於投票意向的最終指示。所以發表反蘇言論與投棄權票的決定是否來自蔣中正？直到現在筆者沒有肯定的文獻可供證明，不過從顧維鈞事後沒有受到處罰，且蔣中正還多次暗示蘇聯在幕後與日本談判的情況來看，這個決定十之八九得到了委員長的認可。
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蔣中正諸多關於蘇聯與東歐問題的發言，也可看出他痛恨史達林的趁火打劫。英國多次出賣東歐小國的紀錄，還有美國對《大西洋憲章》的堅持，則更讓中華民國走上親美道路。蔣中正在1942年4月26日的發言指出：「英俄密約以芬蘭、波羅的海三小國及波蘭東部劃歸俄國，英國損人利己，而美國堅決反對，美國風度殊足佩慰也。」
雖然後來在雅爾達會議上，中華民國的權益還是遭受到英美出賣，但這只是更加強化了蔣中正對東歐小國的同情以及對蘇聯的仇恨。直到1958年，他在一次對軍中的講話中仍不忘提及芬蘭：「因為蘇俄所發動的任何戰爭（如對芬蘭的侵略戰爭和對大韓民國的侵略戰爭），都可以通過其『政治教育』曲解為正義戰爭。它們通過了『政治教育』，把鐵幕以外的國家，都視為蘇俄的死敵。」
縱然蔣中正不是完人，同樣也是一個會為了中華民國利益選擇漠視小國權益的現實主義者，可是在對待東歐國家尤其是芬蘭的表現上，他還是找到了道德制高點。畢竟芬蘭比起曾經遭到蔣中正拋棄的越南國民黨人，或者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總統金九，在西方國家更為人知。所以在1939年12月14日當天投下的棄權票，確實讓今天的台灣遭受中共侵犯時更有正當性號召西方世界聲援自己。
不過蔣中正堅決反蘇的態度，也讓蘇聯認為他有了與日本簽署《日蘇中立條約》的「正當性」，畢竟是中華民國先在國際聯盟大會上對蘇聯「不義」的。後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完，甚至到蘇聯解體後的今天，俄羅斯的當政者再也沒有給中華民國任何的好臉色看過。至於芬蘭，則早在1932年就因為承認滿洲國的因素與中華民國斷交，至今都沒有建立過正式的外交關係。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