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外文系榮譽退休教授，詩人余光中，於十四日病逝高醫大附設醫院，享壽八十九歲。
一九二八年出生於南京，一九五○年移居台灣，作品有新詩、散文、評論、翻譯與編輯等五十餘種。他除了影響幾世代台灣創作者的寫作風格，多篇作品也被選入台灣與中國的教科書，不只在文壇，對一般大眾也有相當的影響力。
《仙人掌》揭開鄉土文學論戰序幕
被譽為「詩壇祭酒」的余光中是台灣現代詩的一代旗手，但他在文學史上也存在著爭議──尤其是他於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角色。當時他除了為文批判鄉土文學思潮，之後還被指控曾向情治單位負責人舉報其他作家有左派傾向。
一九七七年四月，王健壯主編的《仙人掌雜誌》第二期刊登了「鄉土文化往何處去」的專題，收錄王拓、蔣勳、石家駒、唐文標、王津平、江漢、銀正雄、邱坤良、朱西甯與沈二白等人文章。王拓主張「鄉土文學」應正名為「現實主義」文學；唐文標批評現代主義文學逃避現實，「新的文學應該是喚醒這個世界的號角吧！」他呼籲台灣年輕人要改造舊世界，建立新世界；朱西寧則認為，鄉土文藝的「變」最終要回歸到中國民族文化的「常」。他也質疑道：「鄉土文藝是很分明地被侷限在台灣的鄉土，這也沒有什麼不對，要留意尚在這片曾被日本占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與精誠度如何？」
「鄉土文化往何處去」的專題揭開了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序幕，但真正將論戰上綱到國共路線的文藝鬥爭，關鍵人物是彭歌與余光中。
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在《聯合報》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文，點名批判王拓、尉天聰及陳映真三人強調階級鬥爭、和共產黨的階級理論掛上鉤。
狼來了，扣「工農兵」大帽子
八月二十日，余光中在《聯合報》發表影響巨大的〈狼來了〉一文，不點名地把台灣的鄉土文學類比為中國的「工農兵文學」。章中說：「正當我國外遭逆境之際，竟然有人內倡『工農兵文藝』，未免太巧合了。」還稱：「說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他要那些在大嚷別人「戴帽子」的人「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
這個指控被作家陳明成形容為「一時之間，被喻為『血滴子』的大帽子在文壇弄得風聲鶴唳，瀰漫著肅殺的血腥氣息」。
事件延燒之後，國民政府感受到壓力。最後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定調，將「鄉土文學」的意涵擴大，把台灣本土書寫定義為「愛國文學」、「民族文學」等表現，為論戰畫下句點，也避免了一次作家文字獄的風波。王昇是當時的特務頭子，也緊抓文藝政策。
此外，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也曾指出，他因與余光中爭論《登鸛雀樓》的地形問題，余光中就將徐復觀告上警總。
一九八九年七月，陳芳明指出，余光中曾寄一封長信給他，摘錄陳映真文章，並考證陳映真引述馬列主義（Marxism–Leninism）。陳映真對此曾表示，余光中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曾將此信寄給王昇。陳映真的訊息，是直接或間接來自被黨國禮遇的中共研究專家鄭學稼。
二○○四年九月十一日，余光中在中國《羊城日報》發表〈向歷史自首？——溽暑答客四問〉，辯解〈狼來了〉一文發自愛國心。他自稱：「〈狼來了〉寫得不對，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氣，自己發的神經病，不是任何政黨所能支使。」「我當年被心魔所魅是顯而易見的。」文中，他也否認稱陳映真左傾那封長信是寄給王昇的。
到底該怎麼看待余光中這些爭議？
師大台語系教授林芳玫回憶說，二○○七年陳芳明在政大台文所替余光中辦祝壽研討會。她主持的那場正好談一九七○年代，當時余光中就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間。但論文發表人並未提到余光中當年的爭議。「我覺得余光中如果有風度，應該自己提一提。他毋需道歉，不同位置有不同想法。他身為當事人，得要有個說法。他自己提，對聲望只有加分沒有減分；他不談，大家就只能這樣定位他。」
回到當時政治脈絡看「狼來了」
對於余光中的告密行為，林芳玫則認為：「『狼來了』這三個字被過度誇大、簡化。鄉土文學論戰有更大的脈絡。」她說：「台灣政治環境變化太快，在每一個特定的環境之下，當事人根據自己的價值觀跟利益發言，事後看來，我也都可以瞭解接受。」
鄉土文學論戰涉及多方立場，並隨著政黨輪替的時代演變，不同世代的思想觀念都已經改變，對他的評價也不同。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曾寫過〈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社會想像〉，他說，余光中扣陳映真紅帽子這件事，要回歸到鄉土文學論戰時的整體歷史圖像。「在黨國霸權底下，各式各樣的反抗聲音都被消音……在這種氛圍下，余光中挑起『抓頭論』當然太過分，但其實當時帽子是連環扣的，陳映真也指摘葉石濤是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在時間點上，比〈狼來了〉那篇還早一個月。」
吳介民說：「〈狼來了〉這種指控性的文本，是披著文學論爭外衣的政治檢肅。在當時，這種檢肅包括私下寫信告發他人，是白色恐怖統治下的人性扭曲。一旦民主化，這種人的名聲當然就一敗塗地了。」
曾謳歌蔣介石與周美菁
香港詩人洛謀則認為在鄉土文學論爭中，〈狼來了〉一文所代表的位置是「指控他人把文學政治化，幾乎無一不也政治化」的代表，「他鼓動黨國力量去打擊不同的文學路線，我很難相信他沒有預計有機會造成的後果。」
林芳玫做出了結論：「一個叫做文學家余光中，一個叫自我形象塑造的余光中吧。」
余光中過世後，社群媒體上出現多種聲音。新北市議員參選人王奕凱因為用嚴厲言詞批評余光中，被台灣與中國民眾痛批不尊重死者。而文壇無論老、青世代，紀念者有之，委婉批評的也不少。到底如何評判余光中本人的整體價值才公允？
林芳玫認為：「他的文學表現是豐富的，但他自願讓別人把他的文學表現，簡化成教科書上那個樣子，就顯現了落差。把所有面向合起來看，才能給他正確的評價。」
吳介民則說：「余光中的殞落，是否只是轉型正義在文學界公共領域被實踐的結果？或者這位御用文人的詩作，本身就是禁不起時間的考驗？這值得三思。」蔣介石死後，余光中曾以詩謳歌他；二○一一年也曾發表〈某夫人畫像〉，稱頌馬英九夫人周美青。
文學與政治，兩個余光中
年輕作家伊格言則說，余光中可分為「政治的余光中」與「文學的余光中」。在文學上，他「幾乎是已被正典化的大詩人，我個人以為，余光中的詩藝是被過譽了。」他說：「純就文學論文學，余老前輩的詩……其劣者，因重複太過而失之淺薄、無聊、單調（如〈天問〉）。相較之下，他散文耐讀許多。」
綜合各方觀點，作家李敖對余光中的批評也許是允當的說法。他曾在《李敖大全集》中評論余光中：「文高於學，學高於詩，詩高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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