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冠疫情惡化，確診和死亡人數呈現了倍數增加，許多民眾抱怨政府為扶持國內疫苗產業，刻意延遲進口先進國家已被國際認可的傑出疫苗，甚至阻撓宗教和企業進口疫苗捐贈政府的自救行為，甚至懷疑政府配合炒作疫苗公司股票。怨懟已造成社會分歧，讓原已分裂的社會更加對立，這是一個不太尊重科學知識、經常受意識形態左右、彼此缺法信任的台灣社會，當今真正的不幸。
依坊間各種資訊判斷，暫且不論「北京杯葛」因素是否真的存在，政府採購疫苗的時程至少晚了許多國家好幾個月，造成目前難有足夠疫苗施打的現象。這可能是去年上半國內疫情和緩，為協助國產疫苗發展，政府做出的高風險決策；但事後證實是笨拙的決策，不僅摧毀了防疫模範生美名，也付出了數百條人命的高昂代價。政府施政絕對出於善意，但通往地獄之路卻常始於奔往天堂的初衷。
長期以來，國內在產業發展政策上的失誤案例，絕對不止這個。而且，若部分國人愛國心或本土意識過於強烈、不願尊重科學和歷史知識，堅持不計成本、急切想讓本國產業超車發展，加上政府酬庸要職給非真正專業人才的話，那麼我必須說，這次「疫苗事件」極可能不是最後一個案例，幾百條人命也不會是最高的代價。
二次大戰以後，原來的亞非和拉美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反對殖民主義的幾位負責聯合國重要委員會的發展經濟學家，包括辛格（Hans Singer）、普瑞畢希（Raúl Prebisch）等人，在1950年代發展出一套「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認為先的進「核心」國家和後進的「邊陲」國家間、所形成的貿易和投資關係，基本上是一種核心對邊陲的帝國主義「剝削」，只有在降低或斷絕這種經濟關係、保護本國產業之後，才可能擺脫殖民帝國長期創造出來的「不公平貿易條件」所帶來的剝削，靠著自力發展來獲得成功。這種思想在戰後大行其道，特別符合百廢待興，亟欲發展工業的開發中國家需要。
然而，對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內需可期的拉美和南亞國家（巴西、阿根廷、印度、巴基斯坦等），這種阻絕外部先進經濟、藉貿易保護來創造市場的「內望導向」（inward-looking）發展策略，的確可讓看來不差的經濟表現維持一段時間，但之後就越來越糟，因為保護帶來怠惰和貪瀆、偏高的價格和低劣的品質，特別是政府大力發展的國有企業經常虧損巨大，必須不斷挹注寶貴的國家資源以維持其生存—南亞印度更以惡名昭彰的「印度成長率」（在1%～2%左右）聞名於世，和最貧窮落後的非洲不相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