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冠疫情惡化，確診和死亡人數呈現了倍數增加，許多民眾抱怨政府為扶持國內疫苗產業，刻意延遲進口先進國家已被國際認可的傑出疫苗，甚至阻撓宗教和企業進口疫苗捐贈政府的自救行為，甚至懷疑政府配合炒作疫苗公司股票。怨懟已造成社會分歧，讓原已分裂的社會更加對立，這是一個不太尊重科學知識、經常受意識形態左右、彼此缺法信任的台灣社會，當今真正的不幸。
依坊間各種資訊判斷，暫且不論「北京杯葛」因素是否真的存在，政府採購疫苗的時程至少晚了許多國家好幾個月，造成目前難有足夠疫苗施打的現象。這可能是去年上半國內疫情和緩，為協助國產疫苗發展，政府做出的高風險決策；但事後證實是笨拙的決策，不僅摧毀了防疫模範生美名，也付出了數百條人命的高昂代價。政府施政絕對出於善意，但通往地獄之路卻常始於奔往天堂的初衷。
長期以來，國內在產業發展政策上的失誤案例，絕對不止這個。而且，若部分國人愛國心或本土意識過於強烈、不願尊重科學和歷史知識，堅持不計成本、急切想讓本國產業超車發展，加上政府酬庸要職給非真正專業人才的話，那麼我必須說，這次「疫苗事件」極可能不是最後一個案例，幾百條人命也不會是最高的代價。
二次大戰以後，原來的亞非和拉美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反對殖民主義的幾位負責聯合國重要委員會的發展經濟學家，包括辛格（Hans Singer）、普瑞畢希（Raúl Prebisch）等人，在1950年代發展出一套「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認為先的進「核心」國家和後進的「邊陲」國家間、所形成的貿易和投資關係，基本上是一種核心對邊陲的帝國主義「剝削」，只有在降低或斷絕這種經濟關係、保護本國產業之後，才可能擺脫殖民帝國長期創造出來的「不公平貿易條件」所帶來的剝削，靠著自力發展來獲得成功。這種思想在戰後大行其道，特別符合百廢待興，亟欲發展工業的開發中國家需要。
然而，對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內需可期的拉美和南亞國家（巴西、阿根廷、印度、巴基斯坦等），這種阻絕外部先進經濟、藉貿易保護來創造市場的「內望導向」（inward-looking）發展策略，的確可讓看來不差的經濟表現維持一段時間，但之後就越來越糟，因為保護帶來怠惰和貪瀆、偏高的價格和低劣的品質，特別是政府大力發展的國有企業經常虧損巨大，必須不斷挹注寶貴的國家資源以維持其生存—南亞印度更以惡名昭彰的「印度成長率」（在1%～2%左右）聞名於世，和最貧窮落後的非洲不相上下。
但是，銳意改革的東亞經濟體，包括新加坡、香港、台灣、南韓等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之地，卻發現在境內市場狹小下，靠著高關稅和進口配額保護，以及管制外匯的內望導向策略，很快就走到了盡頭－生產超過需求，過剩的產品難以去化，產業無法繼續發展。
因此，早在1960年代，四個經濟體就陸續改弦更張，改採「外望導向」（outward-looking）的發展策略—降低關稅、獎勵出口、提供誘因吸引外來投資、解除貿易限制、鬆綁外匯管制，以全球為其市場腹地。香港在1950年代末期，新加坡的裕廊、台灣的高雄和南韓的釜山，則分別在60年代初期和中期，分別設立了工廠大樓、工業區和「加工出口區」，為全世界生產。
到1970年代後期，這些經濟體在經濟上的卓越表現，已將那些採行「內望導向」的國家遠遠拋在後頭，贏來了「亞洲四小龍」美譽，但其過程卻是艱辛無比－任何保護的撤除和管制的鬆綁，都意味著利益重新分配，必然面對既得利益者的抗拒或反撲，甚至發動輿論壓力，對「不用國貨」或「不愛國」者無限上綱以民族大義批判，企圖影響政府決策。
雖然四小龍都在60年代改變發展策略，但克服障礙的理念和決心還是有所差異－新加坡和香港市場相對更小所以完全開放，陸續將關稅全部撤除；但台灣和南韓卻在國家意識和資本家牽絆之下，保留了局部關稅或配額保護。例如，新加坡在70年代後期，發現汽車裝配業缺乏競爭力後，狠下心來完全撤除關稅，不惜讓原有的在地賓士汽車倒閉；但改以全力打造優良投資環境、提供誘人租稅優惠來吸引外資，終於成功地讓「人均外資流入量」領先全球各國，也讓資源自然流向最有潛力的產業，新加坡不區分企業是本土或外來，只要能帶來技術、創造就業、沒有汙染、誠實繳稅的都是好企業。
但台灣和南韓卻維持了局部的保護，但卻使得後續在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強化國際競爭力時，面臨了長期受保護、畏懼國際競爭產業的強烈反對，引發了政治動盪和政黨輪替（南韓的「燭光百日抗爭」、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台灣到今天，已經為汽車業投注了難以計數的保護成本，讓汽車價格長期維持在國際間2倍以上，品質也普遍較差；但換來的卻是本土汽車業正在完全崩解。其實，世界銀行貿易和發展方面著名的經濟學家Bela Balassa（前世銀副總裁，也是我的指導教授）曾經為文指出，世界銀行經研究後發現，一國若要保護某種產業，關稅保護不要超過中度（15%），保護時間不要超過6年，但台灣對汽車業在超過中度的保護之下（曾高達75%），竟然維持了60年。
幾十年發展策略的差異（加上部份其他因素），所造成的經濟效果，現在已經清楚浮現：新加坡2021年在「國際貨幣基金」（IMF）估計的人均生產（GDP per capita）高達6.4萬美元、香港4.9萬、南韓3.9萬、台灣3.2萬，大致和四地汽車關稅率的高低排序（0%、0%、8%、17.5%）類似；沒有「浪費」資源在這種無效率產業的新、港，享有更高的所得水準；保護低於台灣的南韓，汽車產業也發展得相對較好。更有趣的是，南韓現代汽車2020年底宣布將在新加坡生產汽車，規劃到2025年將生產3萬輛電動車，1/3供應本地，其他供作出口。
新加坡也在生技產業條件自然成熟之下，吸引了德國BioNTech日前宣布，將在新國設立預防新冠肺炎的mRNA疫苗廠，並在該地設立東南亞區域總部。台灣的疫苗產業，若因某些原因一定要有本土，我沒有太大意見，但應該記取發展汽車業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是可能衍生的成本、效益和風險，包括人命和政治的風險，絕對需要慎思。
然而，最新資訊顯示，美國採購幾種疫苗的價格為：輝瑞540元台幣、莫德納416元台幣、AZ 111元台幣，平均為355.7元；衛福部購買國產疫苗有三種價格：750、810、881元，平均813.7元，是美國均價的2.29倍或229%，相當於課徵129%關稅，顯著高於對國產汽車曾有的最高關稅保護（75%）。但我國疫苗只通過擴大二期、有效性和罕見副作用未卜，而上述國際疫苗卻都通過了三期期中，可說我國疫苗的「關稅」奇高、品質卻極可能「較低」。就算不計人命和確診的健康成本，難道，我們又要重複一次汽車業的發展史？
＊作者為華梵大學人文教育中心兼任特聘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台大和文大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