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台灣疫情未見消退跡象，各大公司行號及公部門機關，莫不因應疫情大量縮減人員流動及停辦許多非必要的活動，就連醫療評鑑都必須暫緩兩年實施。但是，現今許多公私立大學的行政主事者，非但沒有吸取過去十多年高教評鑑的失敗經驗，甚至故意忽視教育部的明文公告，執意必須辦理大學系所評鑑的各項業務，真不知到底所為何來？
顯然，大學系所評鑑對台灣的各大學而言，它早已是一個食之無味的雞肋，但為何各大學的主政者仍津津有味地啃食這根雞肋不放？
或許我們可以在荷蘭歷史學家羅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支持「全民基本收入」（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改變每個人的3個狂熱夢想》書裡找到些許答案。布雷格曼認為當代全球資本化的社會型態裡，我們每天從事對個人或社會毫無價值的垃圾工作、面對過勞死的高風險、及在與機器的競賽中注定成為輸家，我們還可以擁有夢想與人生嗎？他大膽地提出三個瘋狂的構想，希望能藉此徹底改變當代每一個人的生活，那就是全民基本收入（不論貧富或年紀，為每個人制定一個能夠保證最低生活費用，沒有審查、無強制工作、無條件的全民基本收入）、縮短工時（每週的工作時間縮短至15小時）和開放國界（人們可以自由地搬到他們想去的任何地方）。
看到了嗎？「垃圾工作」（trash work）正在侵蝕戕害著當代人的生活，根據布雷格曼的說法，人類70％的工作都是被發明出來消耗多餘人力的垃圾工作。如果這個數據可信，那麼隨著這場新冠病毒的疫情延燒，當人們開始著手減少不必要、非緊急的工作項目時，不就正突顯了這些垃圾工作的原始面貌了嗎？無論平日裡我們是如何強調這些工作的重要性，但當碰到疫情緊急時刻時，我們才驚覺到原來這些工作或活動其實都是可以不用做的。於是，這些垃圾工作就現出了原形了。
顯見，所謂的「垃圾工作」就是指無價值的工作，即對職業生涯提升幾乎沒有幫助或是幫助極少的工作。據統計，在每個企業的日常工作中都存在著相當數量的垃圾工作，它們消耗了員工的大把的時間和精力。那麼這些垃圾工作又是如何被形成的呢？其實它們常常是源於企業管理者的某些不切實際的念頭，然後往下推演被一層又一層的中階主管或基層工作人員無限放大後的工作內容。於是愈是基層的工作者，他的垃圾工作量愈大，這是因為與中階或高階主管相比，他們所擁有的資源最少且能做的決定也最少，為了讓上級長官們滿意，他們只好可能做得更多，於是就發展出近70％的工作量，是在層層疊疊地揣摩上意的過程中所衍生出來的。
對此，筆者不禁聯想到一位管理學界的朋友曾說過的一句玩笑話：「所謂管理，就是先挖一個坑把大家都推進去，然後再教大家如何從坑裡爬出來的過程。」現在的大學系所評鑑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實例嗎？各大學主導評鑑的管理者用心地揣摩教育部的上意，設定了一大堆評鑑的指標與辦法，然後又指導著一、二級主管們依著這些指標努力地規劃出一堆政策與目標，最後工作落在基層的教職員生身上，大家拼命地造出一堆活動和成果，然後各大學的主政者看著這些無從辨別真假的「辦學成果」，洋洋得意地說：「我們達標了！通過評鑑了！」殊不知，在這場無意義的評鑑過程中，所謂的通過或合格，終究不過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標籤符號罷了，更何況，在這場新冠疫情的考驗下，它早已被遺忘到整個社會邊緣的角落裡，所剩下的，大概只有那些仍必須寄生在評鑑制度裡以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大學主政者，以及被這些無限放大垃圾工作量的可憐基層教職員生們了！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