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歐元，這就是你選票的價碼。
可是我的選票是非賣品！沒錯，我知道你心裡怎麼想。我們早就告別公開投票，好讓地方頭人揪出誰拿錢跑票的年代了。但事實就是事實。候選人競選期間愈肯砸大錢，就愈能租下大會場，召集大批支持者，分發傳單和廣告，占據媒體與社群網站版面，就愈有機會當選。美國顯然如此，但歐洲也不例外，法國就更別提了。錢始終是政治舞台的要角，民主是撒錢的人贏。為了撰寫本書，我創立了一個新資料庫，蒐集世界各國民主運作資金來源與競選支出的演變。我在書裡剖析這些機制，尤其從目前各種脫離正軌之處擷取教訓，並提出創新的規範，好在未來重振民主。
試想，法國政府每年直接補助民主運作的人均經費不到一歐元，捐款給政黨的二十九萬納稅人拿到的稅負補償卻將近每人一百六十五歐元，政黨政治獻金最多的兩千九百戶家庭拿到的稅負補償更可達五千歐元！難怪許多人對我們民主制度的品質充滿問號。政府為何出錢讓某些人得以「買下」近五張選票，甚至讓最有錢的人買得起至少一百五十張選票？真的有人認為我們的民主制度需要特別偏袒億萬富豪嗎？
這還沒算上競選政治獻金相關的稅負補償呢！法國政府每年平均退還五千兩百萬歐元給參與選舉的候選人（選舉年時金額更高），而納稅人捐給各競選陣營的一千兩百萬歐元政治獻金也會產生將近八百萬歐元的減稅額。八百萬是遠小於五千兩百萬沒錯，但這八百萬歐元只會分給那些藉由私人捐款表達個人政治立場的寥寥幾萬人，讓每位捐款者拿到數百歐元，最有錢的捐款人數千歐元；用在補助公費民主的那五千兩百萬歐元卻是由全體人民均分，因此每人不到一歐元，以下這項數據更是一語道盡法國現行制度的荒謬與不公：
2016年，法國政府給予最有錢百分之十人口的政治獻金減稅額共計兩千九百萬歐元，是所得底層百分之五十納稅人減稅額的二十一倍；最有錢百分之一人口的政治獻金減稅額更是等於底層百分之五十人口的總減稅額。
我們的民主不僅是撒錢的人贏，而且法國就如同許多西方國家，已經鞏固了這樣一套制度，最有錢的公民非但可以藉由私人獻金表達政治偏好，政府還會補助他們。這套公費選舉制度並未對所有政治團體一視同仁。政治光譜上的「右傾」政黨每年得到的政治獻金平均遠高於「左傾」政黨。這套制度可能會助最有錢階級一臂之力，讓他們贏得選戰，「買到」他們想要的公共政策，甚至推而廣之，改變所有政治團體（不分左右派）的運作條件，模糊掉長久以來確保社會底層在政治上擁有一定發言權的那條細微界線。
若你身為選民，早已放棄了這套民主遊戲，心想反正我的一票那麼不值錢，骰子已經灌了鉛，又何必認真以對，那你身為納稅人至少也該對上述的不平等與政府經費這樣花用感到震驚。以一名課稅所得十萬歐元的法國人為例，捐款六千歐元給政黨的實際成本只有兩千零四十歐元，其餘的三千九百六十歐元由政府負擔；換句話說，就是由所有納稅人支付。如果捐款人換成學生、不穩定就業者（travailleur précaire）或課稅所得不滿九千歐元的退休人士呢？答案是六千歐元。法國有過半數家庭免繳所得稅，這些家戶在其他方面稅負沉重，捐錢給政治團體卻是捐多少就必須自付多少；反觀最有錢階層的政治獻金卻會由政府負擔將近三分之二。最有能力出錢的人出得最少，這就是法國非直接公費民主制度下的稅制，既累退又不公平，要窮人替富人買單。
簡單說來，目前可以說有三種人民。第一種是「一般」百姓，占絕大多數，只用投票表達個人政治偏好，並僅從政府對民主制度的補助款獲得些許回報；第二種是「行動人士」和黨員，為自己的政黨出力出錢（黨費），卻往往被「遺忘」，分不到慷慨的政府補償；第三種是金主（要說財閥也行），享有各種減稅優惠及其他納稅人（包括社會最底層）的大量補助，遂行個人的政治偏好。政治天平從來不曾大幅倒向「一般百姓」，而「行動人士」雖然一度可以哄騙自己和「超級金主」平起平坐，但事實是一切愈來愈由後者掌控，勝利果實也愈來愈常被後者占為己有。
這套制度不僅極不平等，讓窮者負擔重、富者負擔輕，而且很可能在未來數十年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讓社會對政治人物、現有建制與民主遊戲更加反感，並導致民粹主義全面失控。二十一世紀不是搞外交的高於做實事的，而是生意人高於民意代表。在美國這樣的國家，連大使館都待價而沽……法國有句俗話說，蠢蛋就是愈蠢愈敢。有錢人也一樣，愈有錢愈敢。
反對選舉民主與政府補助：面對真實危機的危險反應
對於金錢與民主，本書將檢視歷來規範兩者關係的各種（經常無效但總是讓我們有所啟發的）嘗試，更會從中擷取教訓展望未來。我的出發點只有一個：只要所有人認真思考這場關鍵辯論的條件，改變就可能發生。而要達成這個目標，就必須多知道一點不同國家的立法與經驗。
未來並非全然悲觀，尤其在大西洋的此岸，這裡的人們仍然抱持著某種民主與平等的理想。譬如自1990年代初期開始，法國和比利時就對政黨和競選政治獻金設下了嚴格規範，有效限縮了最有錢階層的影響力。義大利和西班牙也設有獻金上限，只是金額較高。至於缺乏此類規範的國家，如德國和英國，過去幾年也努力提高透明度，降低政治人物受制於私人利益的危險。公費民主是人們多年努力而得的成果，但這套制度的哲學政治基礎與實際運作始終不曾得到充分辯論與理論化。公費民主制是很好的東西，只是並不完美，需要加以改進。
然而，現實又是如何？愈來愈多國家高舉「言論自由」的大旗，反對為政治獻金設定上限，只因為保守派不惜代價想要守住手上的銀彈王牌。更令人擔憂的是，開始有人質疑政府補助政治運作的做法。愈來愈多人感覺選舉民主已經被少數人把持，而實際狀況給人的印象也是如此，導致不少人全盤否定選舉民主。研究清楚顯示，美國政治人物普遍迎合有錢人，投票率持續下滑，多數公民反對使用納稅錢來補助選舉。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他的勝利不僅令人不安，也為實行了四十多年的美國公費民主制正式劃下句點。法國不投票的公民愈來愈多，也反映了相同的趨勢。可以說，我們正目睹代表式民主的敗亡。
在今日的全球化世界，補助社會民主會遇到許多新難題，國族中心主義也確實在崛起。但我們沒有退縮的理由。我們需要做的不是放棄國家，仰賴少數億萬富豪的人道關懷，而是重新思考國家該如何打造和資助民主運作；不是幻想高科技超級英雄會替我們解決問題，而是整個歐洲一起行動。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將社會交到大企業的手上，由它們決定方向。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民主的價碼》一書，作者茱莉亞‧卡熱（Julica Cagé）為 法國經濟學家，從事發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以及經濟史研究。現為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 Paris）經濟學助理教授，公共政策科際整合評鑑實驗室（LIEPP）「評鑑民主」軸心計畫共同負責人。著有《媒體的未來：數字時代的困境與重生（暫譯）》（Sauver les médias. Capitalisme, financement participatif et démocratie）、《資訊不計血本（暫譯）》（L’Information à tout pr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