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文中，陳龍表示，經過平台公司對控制權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統與消費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對騎手進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棄了對騎手的直接控制，實則淡化了僱主責任；勞資衝突也被相應地轉嫁到平台系統與消費者之間。
「去技能化」
「這一行沒有什麼提升的，就是服務行業，搞技能培訓還不是要送貨。」上述來自河北的騎手王先生表示。
王先生的感受揭示出外賣騎手不為人知的另一特點——不同於工業時代，工人可以通過職業技能提升，成為熟練工，有一定晉升空間；在演算法加持下的互聯網時代，對於個體而言，職業技能提升不僅無利益，而且有害處。
陳龍在一篇自述中描述「去技能化」的內部機理——每到飯點，中國人民大學知行公寓樓下總會有大量騎手等候學生取餐。由於學校只允許騎手從北門入校，所以平台的限時測算依據一開始是從北門騎行進入的時間。後來，騎手們在「搶時間」的過程中發現，步行走側門能節省幾分鐘，平台通過演算法監測到後，就縮短了配送時間。
也就是說，騎手們的努力工作、發揮主觀能動性節省出來的時間，並沒有給自己帶來多賺錢或者休息的機會，平台在壓縮時間上永不滿足。
換言之，如果一名騎手通過經驗和送餐技能的提升，降低了送餐時間，他短暫獲得的職業優勢，會迅速被演算法捕捉，並自動成為新標凖，逼迫所有外賣騎手共同提升。因此，通過個人努力提升技能，不僅沒有好處，反而會造成外賣員整體「內卷」。
來自河北的騎手趙先生也有相似的經歷。平台根據距離自動定時間，「具體怎麼算的我不知道，但確實會根據實際情況變化」，疫情期間外賣不能送上樓，演算法很快感知到，減少了每單允許的用時。
對於這種現象，陳龍在其論文中概括為，「平台系統通過潛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騎手數據並將數據結果反作用於騎手而使勞動秩序成為可能。數字控制不僅削弱著騎手的反抗意願，蠶食著他們發揮自主性的空間，還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參與到對自身的管理過程中。」
「數位控制還表明，資本控制手段不僅正從專制轉向霸權，而且正從實體轉向虛擬。 」
無社保的高危職業
今年以來，圍繞著外賣騎手的關注點，逐漸從「演算法之困」遷徙到「無社保之憂」。
上述《騎手生存與發展需求報告》顯示，全部受訪者中，僅有26.53%的騎手簽訂勞動合同。
在一次與官方的座談中，美團方面代表稱，目前美團平台上的註冊外賣員有將近1000萬人。這1000萬人都不是美團的員工，而是通過第三方外包勞務公司間接聘用。第三方公司與外賣騎手簽署的多為合作協議，並不是勞動合同。外賣騎手因此成為自僱人士，彼此不存在勞動關係。平台借助這種方式規避了繳納社保的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