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院通過社會殷殷期盼的「促轉條例」，部分國民黨人竟指這是清算鬥爭、寃寃相報，法界亦有人擔心促轉委員會破壞權力分立原則。前者認為「促轉條例」只針對國民黨執政時期，去除威權象徵及不當黨產就是清算鬥爭，追究並還原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真相就是寃寃相報。後者只看到促轉委員會得指揮憲警配合辦案，不知它是行政院二級機構，任命須經立院同意，會內決議要出席委員過半同意，還要面對如狼似虎的網民、名嘴及媒體監督，根本無法越權行事。
事實上，促轉條例及促轉委員會只算「遲來的正義」。當全世界許多民主化國家都已完成轉型正義，如南歐及南美民主化後審判前軍事政權，前東歐民主化後審判前共產政權，台灣的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卻只有補償而無真相，以致政黨「黨國陰魂不散」、司法「威權餘毒未除」，這才是台灣民主化最大的缺憾。為了民主法治的正常化，為了族群及社會和諧，不只該還受害者及其家屬真相與正義，公民社會也需靠轉型正義推動還差「臨門一腳」的進步與成長。
而既然是為民主法治正常化、為族群及社會和諧，「轉型正義」就不可能是清算鬥爭及寃寃相報。南非的「以真相交換和解」已成台灣大多數人追隨的典範。蔡英文從今年二二八七十週年到近日都一再宣示：「轉型正義的目標是和解，而不是鬥爭，這是政府會堅持的原則。當所有人民能夠一起面對過去，整個國家才能走向未來。人民不再因痛苦的歷史記憶而相互仇恨，台灣就會蛻變成一個不一樣的國家。」
連行政院發言人都罕見針對外界炒作與蔣介石有關的道路、學校更名，表示「沒有這回事！這是在製造對立！」執政黨立院總召柯建銘也說：「改名兹事體大，牽一髮而動全身，哪可能說改就改？頂多是銅像、中正紀念堂這種特地創造出來纪念威權統治的產物，才會被優先處理。」由此可見，蔡政府的處理轉型正義，態度及做法是謹慎的，視廣大民眾的熟悉度及可接受度而逐步推行。
其中優先處理的中正紀念堂轉型及銅像搬遷，二二八家屬林黎彩投書媒體說：「每次走在街頭，看到威權象徵的蔣介石銅像依然矗立受人膜拜，甚至在學校車站到處可見，這不只是民主國家的諷刺，也是公平正義未被正視的表徴，內心的滴血與怨懟不知何時才能終止！」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劉辰旦說：「蔡政府應積極調查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真相，並追究元兇蔣氏父子的責任。這涉及大是大非與真相釐清的問題，並非藍營所說是要挑起族群對立。」
以上要求大抵是受害受難者及關心人士的典型意見，沒有完成這道「創傷治療」程序，受害受難一方不可能走出「痛苦的歷史記憶」。猶如精神科教授陳喬琪投書媒體指出的：「群體心理的傷害與恐懼感，唯有透過事件的還原，面對事件的真相，加害者被原諒了，才有可能使這個國家的人民對國家歷史、文化認同，產生正面與永續的發展。」
但相對的，藍營的心理接受度也需顧及。一般較客觀的藍營人士並未視黨產條例與促轉條例為清算鬥爭、寃寃相報，反而綠營過度急躁的處理方式可能造成這種印象。例如自稱「外省第二代、服役軍旅二十年、對國民黨專制獨裁及欺騙手段時常質疑」的吳一忠就投書媒體說：「你砍一個八田與一頭，我砍你無數蔣介石頭，不論是基於何種理由，總是讓另一群人心生不滿。個人以為，政府處理此事可以圓融一些。將兩蔣銅像移到大溪園區，就是一個很好方案。」轉型正義要做但要做得圓融，這應該也是多數藍營人士的典型意見。
而所有轉型正義中，南非的「真相交換和解」應屬最圓融了。通過真相追查、公開審訊、認罪、寬恕、和解，加害與被害雙方完成了「國族靈魂大反省」儀式，化除種族隔離歷史的歧視與怨恨，全國歸於統一團結。屠圖記錄南非轉型正義的《沒有寬恕就沒有和解》一書告訴我們：
「協商、和平對話、寬恕與和解，主要是在原有的敵人中進行。因為在這個多民族國家中，互視為敵人的雙方是潛在的盟友，現在或將來更可能是朋友、同事及合作夥伴。南非第一次民主選舉選出的政府，就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聯合政府。」「如果今日的敵人能夠想像彼此化敵為友，並開始行動實現友誼，那和平就可能來到。如果他們協商時，能考慮對方的需求（特別是心理接受度），那結果就會更好。願意做出讓步，是勇敢而不是懦弱。」
誠然，屠圖也指出，在真相委員會的調查中，他們發現許多種族隔離制度的支持者，一有機會就謊話連篇（如同今日台灣汚衊促轉條例是清算鬥爭、寃寃相報的人）、肆無忌憚、毫無悔意。但保持耐心、同理心及善意，引發人心中的善念，對方最終還是會認錯、配合，達成雙方和解的。
屠圖引用美國人權法官弗蘭克的話說：「一個在壓迫性政權統治期間分裂的國家，不可能在壓迫結束之後就立刻出現團結合一。如果軍隊和警察曾是國家恐怖的執行者，他們也不會在一夕之間變成尊重人權的模範生。---如果對他們太過嚴厲，他們就可能為了自身利益，而對轉型正義方案有所反動。」
以此觀之，退撫會決定在榮民之家保留蔣介石銅像，處置是合宜的。畢竟蔣介石是黃埔建軍之父，榮民紀念這個蔣介石，與國民黨紀念獨裁者及二二八元兇的蔣介石不可同日而語。蔡政府暫不處理道路、學校改名問題（除非應各該地方人士及校方要求），同樣有其輕重緩急考量。
廿世紀及更早以前，世界各國對前政權重大歷史罪惡的處理不出「報復」與「遺忘」二途。前者固然能「以儆效尤」，卻有可能「寃寃相報」。後者則縱容不義，讓迫害元兇幫兇「死不悔改」，變相鼓勵「故伎重施」。轉型正義以和解而不是以報復及遺忘為目標，是廿一世紀新趨勢。路蒂·泰鐸在廿一世紀前夕推出的《轉型正義》一書，即在找尋「替代懲罰」又能「深化民主」的更佳方式。
泰鐸提出：在「政治巨變」（專制轉為民主、迫害轉為法治）時期，探究過往的邪惡歷史，是「重建集體」（整個國家及社會）的必要手段。後繼政府有「糾錯」責任，不但要使真相廣為人知，形成國家歷史（記取歷史教訓）的一部分，而且「還原真相，就能回應受害者對正義的要求，促成國家和解。」
建立正常司法制度及促成國家和解，比「以牙還牙」的報復更符國家利益。這就是轉型正義的新方向。南非的「以真相交換和解」（加害者坦承犯行以獲得有條件赦免及被害者寬恕，再以寬恕促成社會大和解）是轉型正義成功的例子，追隨南非典範的台灣不該也不會走向清算鬥爭。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