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一個研究機構24日針對中國資訊戰發布報告，點出中國在2020年的台灣總統大選與新冠疫情期間，試圖透過假訊息來誤導台灣民眾，而追查的結果發現多數的假訊息是由北京主導的。
專門研究中國資訊戰的機構「台灣民主實驗室」24日發布一份最新報告，指中國在2020年台灣的總統大選與新冠疫情期間，試圖透過含有虛假或錯誤訊息的貼文來誤導台灣民眾，經過追查後，研究員發現這些假訊息由中國政府主導。
該報告指出，總體來看，中國政府在台灣所發動的資訊戰，大多在傳遞「台灣民主體制失敗」的概念，並運用散播與新冠疫情相關的假訊息來打斷台灣的政治程序，並打擊公民社會間的信任。「台灣民主實驗室」的研究員分析了上千則社交媒體上的貼文內容，並藉此定義假訊息的來源、目的、目標受眾、成效以及這些假訊息是如何被散播的。
在這份報告中，「台灣民主實驗室」的團隊歸納出中國資訊戰中的四種主要攻擊模式，其中包含了透過媒體發布扭曲事實的報導、動用被稱為「小粉紅」的愛國人士在網路上分享含有假訊息的貼文、透過建立含有低品質內容的「內容農場」來強化並在社交媒體上散播假訊息、以及與目標國家的網紅合作來散播假訊息。在上述的四種攻擊模式中，報告作者分析的結果顯示，內容農場與透過合作模式來散播假訊息對台灣帶來的傷害遠大於透過中國官媒或小粉紅來發動資訊戰。
報告作者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洋告訴德國之聲，在應對內容農場散播的假訊息時，需要與社交媒體平台合作，而在應對協力者散播的假訊息時，台灣需要仰賴法規進行防堵。他說：「內容農場的假訊息威力精準，所以即便影響到一小群人，都會變得很麻煩。如果是屬於協力者散播的假訊息，政府要先證明這個人是協力者，才可以說這個是中國亂散播假訊息。」
此外，報告的作者也指出，除了有政治目的的假訊息製造者與散播者外，在中國的假訊息網路中，也有一群因為商業或金錢利益而與假訊息製造者合作來散播這些內容的人。報告作者寫道：「 中國和俄羅斯資訊戰策略中的一個重大區別是，中國共產黨擁有許多資訊操作單位，他們會將相關任務外包。換句話說，中共的分工並非精確，這導致其攻擊模式出現分散且不連貫的現象。」
報告作者舉例，在2020年的台灣總統大選期間，中國政府會以「民主是失敗的」來支持其資訊戰的論點，強調台灣的民主沒有給人民帶來良好的治理、積極的國際關係和強大的經濟。反觀，中國不斷推播民主導致台灣道德墮落的相關訊息。作者寫道：「從總統大選至新冠疫情爆發，中國不斷在台灣推送『民主是失敗的』這樣的論述。」
「台灣民主實驗室」的研究員也發現，中國資訊戰的目的不只限於影響台灣的選舉，而是還包含了宣揚中國的治理模式與價值觀。作者點出，與過往「中國網軍只是啦啦隊」這樣的觀點相比，這份研究的結果顯示中國的資訊戰會放大不和諧的部分，嚴厲批評某些意識形態，並編造陰謀論。而這項研究還發現，當假訊息透過口耳相傳或在社交軟體中流傳時，其殺傷力比透過主流媒體來傳播假訊息還大。
報告作者認為，台灣政府應該透過多種不同的法律規範來應對中國資訊戰帶來的威脅，其中包含：
建立社群平台法規來要求平台刪除某些類型的有害內容或發布公告，並提高某些內容的透明度。 針對重要的政治程序制訂規範，如要求披露捐款和禁止外國參與選舉。 建立與內容言論相關的法規，懲罰散播影響公眾健康的假訊息。 建立媒體相關法規，限制外國人或企業擁有媒體機構的權利，並加強相關道德要求。 建立與透明度相關法規，例如美國透過《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要求有關人士披露游說工作的相關內容。
沈伯洋表示，他認為目前台灣在對抗中國假訊息的相關手段中，最急迫需要的是通過《外國代理人》相關的法案，因為要協助政府辨認出誰是協助中國散播假訊息的協力者，只能透過這類的法案。他告訴德國之聲：「有這樣的法律，在調查假訊息時我們才能知道誰是協力者。如果代理人法無法建立的話，那台灣政府完全無法應對協力者所傳播的假訊息，因為他們連證明假訊息跟中國有關都做不到。」
台灣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近日在記者會中，多次提到發現多則含有中國用語跟簡體字的不實訊息，並稱台灣警方調查發現這些假訊息都源自於境外的IP位址。在台灣本土疫情擴散之際，台灣政府也表明，散播假訊息最高可能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或並科新台幣300萬元罰金，並呼籲人民查明訊息來源與內容，否則可能觸法。
沈伯洋指出，整體來看，台灣人民在應對假訊息帶來的威脅的能力，與其他國家相比並不算低。但對台灣人來說，威脅更大的反而是難以分辨真假的陰謀論。他向德國之聲表示：「因為你無法針對陰謀論做驗證，所以最好的做法是揭露對方如何發動攻擊，以及攻擊時他們用了哪些手法，讓大家知道這些內容來源是中國，然後不要閱讀它，因為它有特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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