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二戰戰勝國，戴高樂雖然與蔣中正有惺惺相惜的革命情感，可是他仍從法國還有歐洲國家的主體性出發，不顧美國反對在1964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邦交。除了戴高樂本身希望從美國手中爭奪自主性之外，沒有多少人知道西德還在幕後為法國和中共的「關係正常化」推了一把。雖然在美國的佔領與「霍爾斯坦主義」的牽制下，西德本身還沒辦法跨出這一步。
對毛澤東而言，雖然德國與英國、法國同為「帝國主義」國家，可德國對山東的殖民早伴隨著德意志帝國的戰敗在1919年結束，所以和西德往來比較不會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感。德國在一戰結束後，曾經長時間與中國一樣遭受西方強權的打壓，還在抗戰初期幫助過中國，親身經歷過這段歷史的毛澤東對於同時與「兩個德國」打交道是充滿期待的。
而自從史達林去世後，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日益惡化，更讓毛澤東對二戰後遭受蘇聯「變相殖民」的歐洲國家產生同情。艾德諾與他的繼承者，則從德國統一與歐洲統合的角度出發，期盼世界能夠從兩強對立走上多元制衡的格局。中共不只能幫助北約會員國牽制蘇聯西進的野心，還能在更長遠的未來平衡美國的影響力，讓歐洲更加的獨立自主。
1969年10月22日上台的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正式廢除了將東德視為蘇聯附庸的「霍爾斯坦主義」，開始將東德視為一個政治實體看待，並且不再堅持與東德建交的國家斷絕往來。西德的立場從「一個德意志民族，一個德意志政權」轉變為「一個德意志民族，兩個德意志政權」以後，與中共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最後障礙毫無疑問就是美國了。
走上建交的最後一里路
長期推行「霍爾斯坦主義」的結果，讓西德人民深深感到兩德停止交流帶來的不便。西德人從親人之間的骨肉分離當中，瞭解到堅持僵化的「一個德國」原則沒有辦法促進兩德的和解與統一，反而讓德意志民族成為美蘇鬥爭下的馬前卒。所以布蘭特總理才修正了艾德諾的長期主張，推行與東德還有其他華沙公約組織國打交道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
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在1972年對中國大陸的歷史性訪問，顯然移除了西德與中共建交的最後一大阻礙。雖然美國尚未與大陸建交，可聯合中共對抗蘇聯在此時已經成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的正式戰略佈局。過往包括西德在內的北約會員國，最害怕的就是美國為了保衛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把過多資源放在遠東對抗中共，忽視蘇聯對歐洲的直接威脅。
他們更擔憂的，是美國可能會為了實現對蔣中正的承諾，把大量可以用於防衛蘇聯的軍事力量用於協助國軍反攻大陸，甚至於以核子彈對大陸實施攻擊。這些憂慮通通在尼克森訪問大陸後煙消雲散，布蘭特領導的西德政府也緊緊跟隨著日本，在1972年10月11日完成了與中共的建交。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與兩個德國政權維持外交關係。
西德發起的「東方政策」，給堅持「一個韓國」原則的南韓帶來啟發，於是在朴正熙總統領導下發起「北方政策」，在與北韓進行紅十字會談判的同時，也試圖恢復與蘇聯、中共的接觸。換言之，西德與中共的建交還對大韓民國在1992年宣佈與中華民國的斷交帶來長遠影響，這也是筆者始終認為研究兩德關係對兩岸關係如此重要的原因。
事過境遷，兩個德國政權早已在1990年10月3日完成了統一，由於統一是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併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完成，今日德國對中共的外交政策繼承的是西德而非東德。統一後的德國與今天逐漸右傾民族主義化的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差距稱得上是南轅北轍，雙方很難完全走到一起。不過在建立一個讓歐盟與美國、俄羅斯平起平坐的多極世界方面，中共仍是德國的潛在盟友。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