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慢推進與中共的接觸
基於證明自己比東德更富裕，更開放的原則，艾德諾推進與中國大陸的經貿交流才是真正的勢在必行。另外一個有利於西德發展與中共關係的條件，來自於西德的地理位置距離中國十萬八千里遠，不像日本那般選擇承認兩岸任何一個中國政權都將對美國的亞太政策帶來重大影響。於是西德相較於日本，被美國默許了更多在兩岸之間保持等距交流的靈活空間。
而西德推行與大陸往來的步驟，為了避免激怒美國，採取的與日本一樣為「先經後政」的原則。一切與共產主義國家推行經貿交流的活動，都由1952年就成立的德國經濟東方委員會負責，下轄專門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工作小組。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日本還是西德，負責對中國大陸推行經貿交流的先鋒都是戰前與政府關係緊密的大財閥或者大企業。
換言之，他們無一例外都是不折不扣的右翼份子，還有不少人曾經支持過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對歐洲或者中國的侵略行為。在高度戒備共產主義的西德尤其如此，推動對大陸貿易交流的幾乎清一色為戰前就開始與北洋政府或者國民政府打交道的所謂「中國通」。在1956年就被列為非法組織的西德共產黨，無權插手任何西德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貿政策。
比如從30年代開始，就積極投資中華民國的重工業發展，甚至還向國軍提供火砲的克魯伯（Krupp）公司，就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的邀請下於1956年前往大陸訪問。中共邀請克魯伯公司對大陸不同城市進行考察，希望能重新啟用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被打斷的中德合資項目，包括由「合步樓」（Hapro）公司與資源委員會達成的所謂中德三年計劃。
顯見早在西德與中共正式建交以前，雙方的實質互動已經非常緊密，唯一阻擾雙方建交的因素，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點而已。當然美國的反對，也是導致西德遲遲不敢跨越那關鍵一步的原因。不過在英國都已經於1950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下，西德走出與中共建交的那「最後一里路」似乎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艾德諾追求的不只是兩德的統一，而是整個歐洲大陸的統合與自主性，所以他大力發展與法國的關係，試圖擺脫歐陸國家對英美等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依賴。西德做為戰敗國，在外交上沒有辦法擺脫美國的制衡，可艾德諾仍在1963年1月簽署完促進歐洲一體化的《愛麗舍條約》（Élysée Treaty）後，鼓勵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與中共發展外交關係。
「關係正常化」的最後障礙
法國屬於二戰的戰勝國，能比西德更獨立自主的選擇要與兩岸哪一個中國政權交往，不過因為法國是反共的北約會員國，而且又在中南半島上與背後有中共支持的越南獨立同盟會作戰，急需來自美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於是法國只能以維持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為代價，確保美國對法國的援助能延續下去，然而此一現象卻被主張法國自主性的戴高樂總統所長期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