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
眾所周知，魯迅和中國托派之間存在一個公案。我問林先生，你對魯迅怎麼看？我小人之心的潛臺詞是：在外人看來，魯迅似乎傷害過陳其昌，傷害過托派，你對魯迅先生會有微辭嗎？他說：事件來龍去脈大家都已經明瞭，除此之外，我還是很欣賞很敬佩魯迅。
在當下，香港托派是一個不大的政治組織，發出的聲音並不強勁。也許正如魯迅在演講裏所說「雖然能說話，而只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於無聲」？
夜已深，路燈微弱的燈光籠罩著我們。我和林先生在必列者士街會所前拍了一張合照。夜幕中的紅磚建築，像一隻冰凍的巨大老鷹，無聲棲息在我們身後。
對錢穆先生的誤解
10月3日上午，我拿著林先生提供的新亞書院地址在深水埗街頭尋尋覓覓，像唐宋傳奇裏的主人公穿越一大片文字去尋找江湖相遇的朋友遠在異鄉的隱秘宅院。「我拿著地址」，其實就是拿著過時廉價的華為手機，放大縮小林先生通過微信發給我的地圖截屏。錢穆先生，你看這時代變化是如此之快。
我終於在桂林街街角找到了新亞書院的舊址。上世紀50年代，錢穆曾經租用桂林街61至65號作為新亞學院的校址。據余英時回憶，新亞書院草創之時，錢穆先生在香港並沒有太大的號召力，無權無勢，可以說連吃飯都有困難，最初學生一共不超過二十人。二十人，就是現在小小作文輔導班的規模。
新亞書院的舊址被改造成一個小小的公園，按照香港當局的說法，是改造成公眾休憩空間。在這小小的空間裏，立著多件與新亞書院有關的展品，一面由饒宗頤題寫的「新亞舊址」的牌匾，一道以新亞書院校訓「誠明」二字為主題的水牆，水牆前的紀念碑刻著新亞校徽。除此之外，還有一道牌匾佇立其中，上面刻有錢穆先生創作的校歌手稿，以及一幅歷史紀念石牆，刻上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余英時教授撰寫的紀念辭和銘文。
古人雲：「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佇立在空空的黃鶴樓前，我們又能捕捉到黃鶴多少神韻？我很懷疑。錢穆先生曾寫到過「薪火相傳」這個美麗的意象，一根根火把接連燃盡，火種不熄。從這個意義上講，新亞書院舊址，只是錢穆先生親手燒過的一根火把，余溫縹緲，而生生不息的火苗當然就在他浩如煙海的著作裏。
我很愛讀錢穆先生著作，書房藏有幾十種版本摻雜的錢穆先生著作，這些都是大陸錢穆熱時陸陸續續購買的。我當然不敢狂妄如魏晉石崇，石崇與王敦入學校嬉戲，見顏回、原憲畫像而歎：自己如果也能同升孔堂，想來和孔門諸高徒也相差無幾吧？不過，我倒是可以心平氣和地說，私淑錢穆先生為我的歷史啟蒙老師，是他為我撥清籠罩在中國古代史和儒學上的層層迷霧。遙想當年，初讀《國史新論》，錢穆先生開篇一句溫和棒喝：「中國是不是一個封建社會？」讓我大吃一驚。還有那本《論語新解》，甚至被我翻破，我只能再買一本最新版的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