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奔走採訪在世托派老人，寫人生第一本書，也是註定非常冷門的一本書：《迷途的羔羊——中國托派沉浮錄》。上海周履鏘老先生向我推薦了香港年輕輩托派林致良先生。林先生是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站的自願編輯，該網站提供大量關於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歷史文獻和參考資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托派文獻，對我寫書幫助甚多。我電郵林先生，馬上收到他的回郵。林先生說，很願意跟我保持聯繫，交換歷史資料，更歡迎來香港時一聚。
寫作是一場彈盡糧絕的遠征。兩年多時間的採訪寫作，一天最多喝4杯手沖咖啡，到2016年4月終於完稿。寫稿之餘，提筆四顧，暮色蒼茫。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人，該如何謀求出版？托朋友在北京找了一家出版社，那家出版社女編輯很認真地看完書稿之後回話：暫時沒有出版該書的計畫，書稿很好，你先放著吧。我們心照不宣。我連說謝謝謝謝。
既然大陸出版不成，那就試試港臺的出版社吧。我又電郵林先生，林先生幫我推薦了香港天地、明報兩家出版公司，都被婉拒。事情到這個田地，我已做好坦腹搏虱無所事事的準備。沒想到未曾謀面的林先生比我還樂觀，既然香港的不成，那就再試試臺灣的吧。他又向我推薦了臺灣秀威諮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後，我的第一本書在秀威印刷發行，也算是給自己一個交代。水深江湖闊，林先生是風雨渡口耐心的打傘者。
林先生常來大陸看望在世的托派老人，我們都未能謀面。等到拙作出爐，林先生說，既然見面麻煩，那就郵寄過來。我說，不郵寄，入港親手相贈，以表謝意。
2017年10月1日深夜，我和人望兄像杜琪峰電影裏兩個形跡可疑的大陸客，拖著簡便的行李箱，鑽出天后地鐵站，遊走香港街頭。
你對美國和資本主義怎麼看？
10月2日下午，在我住的香港銅鑼灣維景酒店二樓大堂，扶梯送來了微胖，臉圓，戴眼鏡，平和可親的林先生。一個搞社會運動的左派，原來是如此面相。
林先生1969年生人，年近知天命，比我大14歲，在微信裏他對我說，叫他小林就好，朋友都這麼叫。
林先生帶我們去吃地道的香港下午茶。出酒店左轉，只有幾分鐘路程，是一家名為「祥勝」茶餐廳。這是一家位於十字路口的邊間餐廳，朝路面的兩邊涼棚下都安了窄窄的木條，權當擺在外面的桌子，可見生意紅火。這家占地二三十平米的茶餐廳，裏面滿滿當當的人，原本不大的桌子，都要與人拼桌，香港市井氣撲面而來。
林先生向我推薦了這裏蠻不錯的飲品，奶茶咖啡全加的凍鴛鴦。坐定之後，吸一口凍鴛鴦，我從背包裏拿出三本拙作，當面相贈。題過字的給林先生，兩本沒題的，讓他隨意贈送在港友人。
我說：「你對《迷途的羔羊》這個書名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林先生把我的書在背包放好後，說：「此事我們之前在電郵裏已經聊過。」
臉色不變，並不為意。讓林先生幫忙推薦出版社時，我發給他書稿的簡介和書中幾篇文章，他看過之後，給我回信說：
「書稿內容主要是講述溫州托派，與書名涵蓋範圍似不相符。書名用《迷途的羔羊》，我想在世老人首先就很難接受吧：他們是自願走上革命馬克思主義（托派）之路，是堅貞不屈的戰士，後來的歷史發展也證明，誤入歧途的反而是斯毛主義，而不是他們……我太唐突，望兄不要見怪。」
我是以溫州托派為樣本，嘗試窺探中國托派的整體命運，這也是拙作書名《迷途的羔羊——中國托派沉浮錄》的初衷。而中國托派分分合合，門派林立，其政見紛爭，很難為外人道也，在年輕托派林先生看來，溫州托派當然不能「涵蓋」中國托派。
其實，在我發出添有簡介和書中幾篇文章郵件之時，我就已經猜到林先生對「迷途的羔羊」這幾個字的看法。這是身為托派的正常反應。林先生提完意見，供我參考，至於採不採用，在林先生看來，由我自己決斷。而結果是，我們各守己見，存而不論。林先生依舊拿著我的書稿，奔走出版社，這份情誼讓人感動。
在祥勝茶餐廳一角，我向林先生坦誠我的信仰。我認同自由、平等、民主的普世價值觀，按左右來分，應該是偏右。
林先生點了一下頭之後問我：「你對美國和資本主義怎麼看？」
猶如受了一記悶棍，對這個普通的問題，我竟然一時語塞，不知如何作答。「嗯」了良久，我說，對經濟全球化，我當然是支持的，但是經濟全球化會摧毀一些有特色的民族產業……話一出口，心生悔恨。這是一個答非所問，連我自己都不滿意的答案。聽了我的回答，林先生又平和得點了一下頭，以表對我的尊重。實際上，「祥勝」茶餐擺滿小吃窄窄的桌子，就是一個看不見的棋盤。我在窺探林先生內心的同時，林先生也在窺探我。對我這步章法大亂、不知所謂的落子，想必林先生內心應該是很失望的吧。
在聊天的空隙，我看到攝影記者出身的人望兄在餐廳裏偷拍了一張照片，正在美滋滋地低頭欣賞。人望兄說：「剛拍到一個明星在這裏喝下午茶，和我們幾張桌子之隔，很安靜地喝完就走了。他有一個潮牌，你不認識的，叫李燦森。」聽到這個名字，我和林先生都不約而同「哦」了一聲。
我知道李燦森，看過香港導演陳果於1997年——那個有標誌意義的年份——執導的《香港製造》。他在電影裏演一名喚中秋的邊緣少年。電影裏的李燦森，父親為了一個大陸女人，拋妻棄子，母親離家出走，中秋忍無可忍，跑到父親與那個女人的住處，要把他砍掉。在公廁裏，他看到一個少年親手砍掉自己父親的一隻手而驚呆。中秋收留了被人欺負的無處躲藏的弱智少年阿龍，在追債時愛上了患腎病的阿屏，在阿屏病逝之後，他自殺於阿屏墓前。這個時候，畫外音響起的是「一個嶄新的香港，屬於年輕人一代的香港」。而在人望兄看來，李燦森只是一個香港潮人。
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
喝完下午茶，林先生陪我們坐叮叮車，暴走香港。
林先生知道我愛書，帶我去港島北角區一家「蠻不錯的」書店「北角森記」淘書。
香港寸土寸金，店鋪租金昂貴，書店利潤微薄，書店老闆為了生存，就把書店挪到租金相對較便宜的地下一層、二樓，這就是香港著名的「二樓書店」由來。「二樓書店」其實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泛指，現在香港有書店一直搬一直搬，已經搬到十幾樓了。
「二樓書店，真可以說是華夏第一奇葩，你來香港，二樓書店一定是要去的。」林先生對我說。言語之中，流露出無可奈何的自嘲味道。我就順勢向他拋出那個俗套的問題：「有人說，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身為香港人，你怎麼看？」「嗯——」，在每次回答我的問題之前，林先生都會習慣地沉思十來秒鐘，他是一個一點都不「偏激」的左派，每次都是深思熟慮回答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與此同時，他要把日常的粵語切換成普通話表達，更顯得他的認真。「看你從哪一個方面來看，如果從文化出版的情況來看，是的。在香港有一句玩笑話，如果你要害一個人，就讓他開書店。」
我們坐在叮叮車二層，說著玩笑話，沿街的繁華店鋪勻速走過。林先生突然指向窗外對我說：「這就青文書屋的舊址，現在這家書店已經沒有了。」
青文書屋老闆羅志華死在書堆之下，是香港一件著名的文化事件，其事件本身的象徵意義很容易感受。來香港前，我在閱讀葉輝和馬家輝編著的悼念羅志華文集《活在書堆下——我們懷念羅志華》，心想，不管如何，已經難以挽回香港二樓書店的整體頹勢。現在，曾經的青文書店在我面前一晃而過，消失於市井。
北角森記位於商廈地下一樓，店門口貼滿反極權的話語，走進書店，書本層層疊疊，還有好幾隻貓安靜地棲息在不同角落，書客和貓各不打擾。我一向覺得，書店、咖啡館和墓地，是最適合貓棲息的場所。在北角森記，我買書兩本，周保松的《政治的道德》和劉以鬯的《酒徒》。
出北角森記，林先生再帶我去天地圖書淘書，我買了趙越勝的《精神漫遊》。幾年前讀到趙越勝的《燃燈者》，驚為天人，現在又看到他的新書，我是一點都不會遲疑的。
在問林先生那個俗套的問題「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之前，我心中早已有答案，在一片相對來說是自由的土地，是沙漠不到哪里去的。要說文化沙漠，溫州才是。
我們從下午一直暴走到夜幕降臨，穿過低音炮彌漫荷爾蒙揮灑的中環。我提議在蘭桂坊請林先生喝酒。林先生說，沒有必要，這裏的酒就太貴了。他說可以去附近一家名為club64的酒吧，是香港搞政治運動人士愛去的地方，問我們感不感興趣？我馬上表示同意。在夜幕中，林先生說，孫中山當年在香港活動的地方，就是中環附近。原來如此，看著的繁華酒肆，有蘇子「今夕是何年」之感。中環附近小路四通八達，適合隨時撤離。難怪當年革命黨人喜歡在此開會活動，幹殺頭的買賣。
走進一條滿是塗鴉的逼仄黑暗甬道，就如走進一條安靜的時空隧道，出口是通向兩邊抬高的丁字石梯。在昏黃的燈光之下，丁字石梯光滑如玉，包漿濃重。出甬道往右，就是百子里公園。1901年，香港興中會首任會長，負責策劃廣州起義的楊衢雲遭清政府派人刺殺於此附近。有人說，在中國近代史中，最寂寂無聞的，要算楊衢雲。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在皇皇巨著《晚清七十年》就為楊衢雲鳴不平：「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是應該從楊衢雲開始寫的。」林先生向我介紹楊衢雲時，也一時忘詞，他說：「就是電影《十月圍城》張學友飾演的，一開場就被槍殺的那個人物原型。」club64酒吧，開在百子里公園邊上，嚴格意義上講，就開在烈士流淌的鮮血邊上。
到了club64酒吧門口，我們發現酒店已經改名字，改成了club71。酒吧改名，是為了紀念2003年7月1日那天70萬香港人上街遊行吧？遺憾的是，當晚老闆剛巧不在，我們仨人心中略有所失。
Club71酒吧安靜，音樂背景不擾人。我們在靠牆位置坐下。在酒吧牆壁醒目處，貼有一張嘲笑特首的英文漫畫，在酒吧大門上方牆壁有一條嘲諷的標語：「普選特首，搞笑咩！」環顧四周，我們都不再年輕，酒吧門口黑暗四合，楊衢雲的鮮血開出一朵暗色的花。
幾口啤酒下肚，我就上臉，語言的閘門輕易打開。我告訴林先生，我當然知道參與民主政治是人的一種正常生活方式，但是長久殘酷冷峻的現實會告訴你，參與進去，是沒有用的，改變不了什麼，這會讓許多大陸的年輕人變成犬儒，對政治不關心，變得冷淡。喝下午茶的時候，你已經看到了，我的同伴對李燦森的潮牌更感興趣。我知道這並不是一種正常的狀態，政治應該是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我仿佛生活在一間四周大霧迷漫的房間裏。普世價值觀是房間裏鋪設的舒服的實木地板，我可以踩得著，感覺到踏實，「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房間外面可能有路，但我看不到。林先生耐心聽完我酒後「大論」，當我說到「房間外面可能有路，但我看不到」時，他說，那你更應該多出去走走，多看看。
帶著四周大霧迷漫房間的意象，我們離開club71酒吧，林先生帶我們去當晚要看的最後一個景點，1927年2月魯迅在香港演講《無聲的中國》的地方——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必列者士街會所。
紅磚外牆，黑色鐵欄，長樓梯，當然，大門是緊鎖著的。我們是古詩裏尋隱者不遇的幾個好事者，發現高人不在家，連迎客的童子都已經沉沉睡下。我立在靜靜的夜幕裏，恍恍惚惚，好像聽到九十年前——哦，原來魯迅先生離開我們去遠行已經這麼長時間了——魯迅先生的聲音穿透黑夜中的紅磚外牆，到達我的耳朵——
「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
眾所周知，魯迅和中國托派之間存在一個公案。我問林先生，你對魯迅怎麼看？我小人之心的潛臺詞是：在外人看來，魯迅似乎傷害過陳其昌，傷害過托派，你對魯迅先生會有微辭嗎？他說：事件來龍去脈大家都已經明瞭，除此之外，我還是很欣賞很敬佩魯迅。
在當下，香港托派是一個不大的政治組織，發出的聲音並不強勁。也許正如魯迅在演講裏所說「雖然能說話，而只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於無聲」？
夜已深，路燈微弱的燈光籠罩著我們。我和林先生在必列者士街會所前拍了一張合照。夜幕中的紅磚建築，像一隻冰凍的巨大老鷹，無聲棲息在我們身後。
對錢穆先生的誤解
10月3日上午，我拿著林先生提供的新亞書院地址在深水埗街頭尋尋覓覓，像唐宋傳奇裏的主人公穿越一大片文字去尋找江湖相遇的朋友遠在異鄉的隱秘宅院。「我拿著地址」，其實就是拿著過時廉價的華為手機，放大縮小林先生通過微信發給我的地圖截屏。錢穆先生，你看這時代變化是如此之快。
我終於在桂林街街角找到了新亞書院的舊址。上世紀50年代，錢穆曾經租用桂林街61至65號作為新亞學院的校址。據余英時回憶，新亞書院草創之時，錢穆先生在香港並沒有太大的號召力，無權無勢，可以說連吃飯都有困難，最初學生一共不超過二十人。二十人，就是現在小小作文輔導班的規模。
新亞書院的舊址被改造成一個小小的公園，按照香港當局的說法，是改造成公眾休憩空間。在這小小的空間裏，立著多件與新亞書院有關的展品，一面由饒宗頤題寫的「新亞舊址」的牌匾，一道以新亞書院校訓「誠明」二字為主題的水牆，水牆前的紀念碑刻著新亞校徽。除此之外，還有一道牌匾佇立其中，上面刻有錢穆先生創作的校歌手稿，以及一幅歷史紀念石牆，刻上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余英時教授撰寫的紀念辭和銘文。
古人雲：「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佇立在空空的黃鶴樓前，我們又能捕捉到黃鶴多少神韻？我很懷疑。錢穆先生曾寫到過「薪火相傳」這個美麗的意象，一根根火把接連燃盡，火種不熄。從這個意義上講，新亞書院舊址，只是錢穆先生親手燒過的一根火把，余溫縹緲，而生生不息的火苗當然就在他浩如煙海的著作裏。
我很愛讀錢穆先生著作，書房藏有幾十種版本摻雜的錢穆先生著作，這些都是大陸錢穆熱時陸陸續續購買的。我當然不敢狂妄如魏晉石崇，石崇與王敦入學校嬉戲，見顏回、原憲畫像而歎：自己如果也能同升孔堂，想來和孔門諸高徒也相差無幾吧？不過，我倒是可以心平氣和地說，私淑錢穆先生為我的歷史啟蒙老師，是他為我撥清籠罩在中國古代史和儒學上的層層迷霧。遙想當年，初讀《國史新論》，錢穆先生開篇一句溫和棒喝：「中國是不是一個封建社會？」讓我大吃一驚。還有那本《論語新解》，甚至被我翻破，我只能再買一本最新版的代替。
站在新亞書院舊址，正如當年赤壁懷古的蘇子，我對人望兄說：「但是，錢穆也有其自身的問題，他就是不肯跨出孔林一步，看看滾滾西方思潮，然後反觀自己的學術。他倔強地穿著一襲長衫，感歎聖人無所不包，感歎孔林槐樹參天。我十年前就寫過一篇隨筆叫《跨不出孔林的錢穆》。」在新亞書院舊址拍了幾張照片，用人望兄的話說就是「打卡」後，我們又如土撥鼠一樣，鑽進地鐵，奔赴下一個景點——我們認為的港獨思潮中心，香港中文大學。
一個月前，香港中文大學開學，一名內地女生在「民主牆」上撕下「港獨」海報，引起軒然大波。我們大陸人所能看到的輿論，比如在任何一個公眾號底下幾十重留言，都是一片叫好之聲。沒過多久，網路上出現一篇分析非常冷靜、客觀，名為《被港獨和小粉紅撕裂的香港》文章。文中討論了民主牆的規則與學生會的職權範圍；主權問題可不可以討論，或者言論自由的邊界在哪里等幾大核心問題。文章中指出：「獨立的確是違反基本法，但提倡獨立是否違反基本法，則是一個需要爭辯的問題，因為法律同樣保障言論自由。至於宣傳港獨在不在言論自由的保護範疇內，這應該交由法院來裁量，由法院的判決來劃定言論自由的邊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彈指一揮間，這篇文章也被刪除了。
所以，從香港中文大學的地鐵站出來時，實話實說，我和人望兄都感覺自己像窺探「敵營」的探子，不得不小心翼翼，裝得自然點，好隱藏自己大陸觀光客的身份。我們甚至切換了語種，用家鄉溫州話代替普通話交談。眾所周知，溫州話以難懂著稱，對我們來說，溫州話是最好的掩護，它是一套可以瞬間穿起來的盔甲。
香港中文大學依山傍海，樹木鳥類繁多，沒有圍牆阻隔，一座舉著火炬的女神像身上裹著寫滿政治犯名單的白布條，美麗無懼地立在風中。我們混上大學班車——到現在我也沒搞明白香港中文大學的班車究竟要不要收費——滿校園尋找「民主牆」。
我們遊走在一個個學院之間。人望兄低頭看手機查社交網頁時，我偶一抬頭，看到在一棟樓三四層靠窗的桌子上放著一個縮小版的女神像，窗戶玻璃上貼著「真普選」三個字。從學子熱血的「真普選」到酒吧憤青調侃的「普選特首，搞笑咩！」，也許也有一條規律可循的心理河流？
我們終於在香港中文大學行政樓前找到了「民主牆」。「民主牆」比我們想像中的要小，無非就是一至兩面普通黑板的面積。「民主牆」上貼滿針鋒相對的雙方觀點，還貼著幾張面值「五毛」的人民幣。我細細閱讀「民主牆」上的內容，也在「民主牆」的一角看到監控攝像頭，邊上寫著說明，大意是說：只有發生破壞「民主牆」的行為，才會檢查監控錄影。
「民主牆」的空地上，有學生正在為演出彩排，斷斷續續的架子鼓聲迴旋在空中。行政樓走廊上，搭了一個封閉的空間，似乎是一個戲劇社團正在演出話劇之類，入口處，一位靦腆的女學生在用力吆喝她們的「神秘」作品。沒有人留意我們，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表達意見和述求，參與政治，只是大學生正常的生活方式，正如地中海的暖風吹拂蘇格拉底們的長袍。
更讓我驚訝的是，我在「民主牆」上看到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引用了錢穆先生的一段話。「民主牆」上的錢穆先生如是說：「你也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中國。我們的前途，是指當前國家民族整個前途，連大陸，連此地，連海外都在內。我們的前途，同在大陸上共黨的成敗是密切相關的，我們要有前途，就必先消滅共黨。」
這時我才記起，新亞書院後來併入香港中文大學，「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史學大師錢穆點燃的火把，照亮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當天，我先遊歷新亞書院地址，再遊蕩香港中文大學，駐足「民主牆」，冥冥之中，似乎有東西在牽引著我。
在大陸學生看來，錢穆先生這段話當然是「政治不正確」的，但是，換個角度，在引用錢穆先生的學校同學看來，大陸學生又何嘗是「政治正確」呢？在「民主牆」上的交鋒，會不會是扭成一股難以溝通的死結？姑且不論錢穆這段話「政治正確」與否——你看，當我嗅到危險時，和方言一樣，「政治正確」也是一套可以瞬間啟動保護自己的盔甲——不可否認，錢穆先生這段話有他一貫的感染力，可謂是「溫柔呐喊」。
另外，讓我始料未及的是，原以為錢穆先生是沉醉故紙堆兩耳不聞窗外事，原來是如此關心時事。我突然感到一陣頹然，仰天而噓：是了是了，研究歷史，原本就是為了今人，我們每一個人都站在風波詭異的風陵渡口，無所逃於天地間。何況是錢穆先生這樣通達的，經歷過五四一代的人，又如何能不關心時事？出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好一會兒，我沉默不語，回酒店的路上，心情很糟。
我感到自己被騙了，被自己所騙，又或者被某人所騙，可是又找不到那個騙我的人。
在西環碼頭想到李小龍
10月4日，香港下起小雨。這一天以人望兄打卡為主，我旁觀作陪。
雨中的海山樓——好萊塢大片《變形金剛4》取景地——像一個巨大的站起來的吃人峽谷。我坐在屋簷下的籐椅上躲雨，看著人望兄在雨中興奮拍照，或蹲或站。我們是同路人，都有著同樣的困境。世上的美景如此之多，雪萊拜倫蘇子都已詠歎幾大籮筐，而要我們這些平庸的寫作者和攝影師何用？旅行或許就是逃離生活的一種錯覺。我們就是夾娃娃機裏的玩偶，從一個地方被夾到另一個地方，誤以為能用觀看的方式感受、體會不同的地方的人和事。其實，我們都只是浮光掠影的匆匆過客。遊記何為？我越來越懷疑。也許是前一天的沮喪心情隔夜蔓延過來，還在持續影響我的心境。
當晚回酒店，讀周保松的《政治的道德》。
10月5日，我和人望兄偷偷溜進香港最具特色的廉租房屋之一，也是全港唯一一座圓環式建築，勵德邨。站在26層樓頂往下看，有催眠的效果，相同的要素層層疊疊，內心不安的感受以幾次方加速。看久了之後，腳底板發虛，有縱身一躍的衝動，想極速下墜到第11樓時，心念口訣，會不會進入真實的時空？
原來，我們自以為是真實的生活，其實是一場大夢。所以，我猜莊周是在看了漆樹林裏層層疊疊的樹木之後，才會突然生成迷惑：夢也？現實也？沒過多久，大樓管理人員上來就把我們給轟走了。
海山樓和勵德邨是塞壬綿綿柔柔的歌聲和美杜莎密密麻麻的蛇形頭髮，都能攝人魂魄，讓人望而生畏。我只能逃離，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來到下午海風吹拂的西環碼頭。
西環碼頭原本是個貨運碼頭，後來廢棄，變成了附近居民的公園。海風輕拂，海浪拍岸，卷起千堆雪，有人遛狗，有情侶擁抱親吻，有網紅嘟嘴自拍。
從空中往下看，西環碼頭是一條直伸向海裏的細長的美麗與寧靜。在下午的西環碼頭，我坐了好幾個小時，心情才變得寧靜，體會西湖雪夜的張岱，瓦爾登湖邊的梭羅，湖上沉思的錢穆的心境。
一艘仿古的帆船駛過，我想起電影《龍爭虎鬥》的李小龍就是乘坐這樣的船去海島冒險，與「惡人堅」惡戰。學生世代，我是李小龍的忠實粉絲，床頭牆壁貼滿李小龍海報，我學他的怪嘯、側踹和雙節棍棍花，我在故鄉小鎮奔走數裏，找遍街頭小巷大大小小錄影店，只為找齊李小龍電影碟片。有朋友得知我的香港之行，就對我說，你一定會去星光大道見李小龍銅像吧。我說，未必，到時再說。我在西環碼頭坐忘，又「何必見李」？隨著年齒和閱歷的增長，我慢慢走出李小龍的「陰影」，看到偶像的黃昏，這是青春期都會經歷的事，無所怪罪。
中國傳統武術家重視自身的修煉，藏殺招於動作之中，講究傳承有序，點燈傳人，正如錢穆所說，「薪火相傳」。武術，何為目的？何為根本？幾步之內能瞬間殺人，不是中國傳統武術要追求的真正目的，那只能是表像。實際上，正是因為中國傳統武術淩厲無比，才顯得自身修煉、克己復禮和忍讓的重要。
打個比方，李小龍就像一隻射出去沒有回頭的箭，又像是一台太追求高速運轉的電腦，最後系統跟不上，崩潰了。
在李小龍撰寫的習武筆記《生活的藝術家》一書中有一張李小龍和葉問的合照，葉問慈眉善目，神態如高僧弘一，李小龍青春張揚，一隻手搭在葉問的肩膀之上。這張照片讓我看著很不舒服。和瞿煒夫子公園習武歸來，一路上我們天南地北的聊，但是我是不敢把自己的手搭在老師的肩膀之上的。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韓愈說：「師者，傳道受業解惑也。」師徒之間再親密，也要有應有裏禮數和名分。李小龍自負如此，理所當然一舉手，就跨過去了。這跨過去的，還有他的師承。
哲學系輟學的李小龍，有一段關於武學的經典論述。他說：「一個好的武術家就像水一樣。為什麼？因為水是無形的。因此，你抓不住它，也無法用拳頭擊傷它，所以像水一樣柔軟靈活吧。清空你的思想。無形無式，如水一般。將水倒入杯中，它變成杯的形狀。將水倒入瓶中，它變成瓶的形狀。將水倒入茶壺中，它變成茶壺的形狀。水可靜靜流淌，亦可猛烈衝擊。像水一樣吧，我的朋友！」
不可否認，這段武術論述相當精彩。不過，我們又怎麼能「清空」杯子裏已有的水，這個杯子和杯子裏已有的水，正是你的師承。你又怎麼能徹底清空詠春這杯水，再倒上截拳道？大道泛兮，也許大道不是水，而是那裝水的杯子。
李小龍的快拳，讓我想起香港鬧市的行人匆匆。葉問的長衫，讓我想起香港的固守與堅持。李小龍當然是一時之俊傑，絢爛如特異的櫻花，從傳統這株櫻花樹上綻放又凋謝。
海風吹拂著我，這是自由的海風，自由的港口。自由是最值得歌頌的。所以，不管是1927年來演講的魯迅，還是1950年開書院的錢穆、1970年衣錦還鄉的李小龍，踏上的是同一片自由土地，鋪陳開多姿多彩的精神維度，或深刻峻急，或溫情雋永，或淩厲張揚。
和魯迅李小龍不同的是，錢穆先生流亡香港的1950年前後，是歷史的轉捩點，多少人妻離子散，生離死別，跨越大江大海，奔赴香港。
1949年之後，大陸托派組織裏有能力的人開始流亡，第一落腳點是香港。1950年，葉問的妻子張永成與女兒一同到香港領取身份證後返回佛山，無奈中英同時于1951年元旦宣佈封鎖香港邊境，從此夫妻永遠分別，1960年，張永成病逝佛山。
以成龍父母故事為原型的電影《三城記》說，成龍的母親是偷渡去香港和丈夫團圓的。
1952年7月,在拿到香港大學註冊處入學通知三個月後，張愛玲，這個聰明的女人，在香港邊境封鎖之後，離開上海，經廣州搭火車抵深圳，從羅湖橋出境香港。這年她32歲。32歲張愛玲的雙眼，就是舟不能渡的蒼涼大海。
我當然在呀
10月5日晚，林先生請我們在酒店附近的街角星巴克喝咖啡。咖啡暖手之後，我說：「人們形成這樣一種看法：左派要平等而右派要自由。按照這種劃分，我是偏向右派的，而您當然是純粹的左派。」林先生溫和地笑笑說：「左派也要自由，或者可以說在追求自由的同時，更重視平等。平等是自由的保障。我也認可普世價值觀。」這一點，我們達成共識。
「但是」，我打開周保松的《政治的道德》，把其中一段話指給他看，說，「周保松在書中說道，‘問題馬上來了：如果自由主義真的重視平等，為什麼竟可以容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導致的巨大貧富不均，以及由此而來的其他領域上的嚴重不平等？例如富人較窮人擁有更大的政治權力，更高的社會地位，更優的教育機會等等。資本主義的發展令大部分資源和財富集中在極小部分人手上，已是全球普遍現象，並已在各國激起極大民憤。如果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捆綁在一起，並無條件擁抱放任市場，那麼它如何還能夠聲稱自己重視平等和正義？這是真實而迫切的問題。今天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地成為批判聲討的對象，與此有極大關係。’所以，我們見面第一天，你問我對美國和資本主義怎麼看，其實是想問這一點，是不是？」
林先生點點頭，贊同我猜出了他給我「預埋」的問題。不過，他也站在自己的立場批評周保松的局限，並非只是附和。他認為，周保松看出資本主義正侵蝕自由民主，這很對，但周保松認為解決的辦法不應是推翻資本主義，也不可能推翻資本主義，而是要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改良它。他不同意這個看法。
他雖然支持各種進步的改良，但是改良是有限度的，而且近年來，即使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改良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少，反而轉而向中下階層的福利進攻，即所謂新自由主義。要實現社會平等，只有推翻資本主義。亦只有在社會平等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自由。馬克思所構想的共產主義，在《共產黨宣言》清楚寫道，就是「聯合起來的個人」或「自由人聯合體」。這種「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跟後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體制根本不同。
談到香港出版物時，林先生說，現在發現有大陸注資在香港經營的出版社發行的書籍存在刪節卻又不說明的情況，這非常糟糕。我們還談到存在爭議的「一地兩檢」，林先生認為，港府勢在必行，沒有辦法。我記起在香港網路上讀到的一條關於此事的評論，大意是說，政府表明「一地兩檢」的「方便」，和香港市民質疑的「合不合法」，其實是兩件事，而後者，正是香港市民擔心所在。香港市民感到自己的自由受到越來越多的干涉和擠壓。
我說過香港托派是一個很小的政治勢力，估計只有幾十人左右，這幾十人融入香港的政治勢力譜系裏無疑是滄海一粟。所以，我才會問林先生，你上次上街是什麼時候？林先生說，近年來專注網站和文字工作，很少參與遊行，上一次上街是三年前的「雨傘運動」，他做了幾次現場演講。「我當然在呀。因為我是香港的年輕人。」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
6日，我和人望兄要趕早晨第一個航班。天還沒亮，我們就退房出門，寒冷的街道上空無一人，的士司機聽著早間廣播沉默不語。我和人望兄像杜琪峰電影裏兩個形跡可疑的大陸客，又匆匆離開。
回到溫州，烈炎高照，我不得不打起一把傘，以遮擋耀眼的光芒。此時，我腦子裏浮現出的是，體型微胖性格溫和的林先生，正撐著雨傘走在街頭。
＊作者1982年出生，浙江溫州人，前媒體人，著作有《迷途的羔羊——中國托派沉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