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況陳孝強不只是「八百壯士」謝晉元團長的同鄉，而且兩人還同是廣東蕉嶺人，這讓田中久一等日軍將領對這些有國民黨淵源的和平建國軍將領更是難以信任。陳孝強、招桂章以及汪精衛的廣東省主席陳耀祖都與第7戰區保有不同程度的聯繫管道，讓日軍不得不在這些南京國民政府的正規體系之外組織其他的親日武裝。
包括陳孝強與招桂章在內的和平軍將領，都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理念的信奉者，先別說與系出同源的第7戰區廣東部隊戰鬥了，就連圍剿東江縱隊或者珠江縱隊等中共游擊武裝的表現都十分消極。於是日軍大量吸收在廣東沿海地區從事打家劫舍或者走私生意的海盜，發配給他們快艇來從事與中共游擊隊之間的海上游擊戰。
位於汕尾外海的龜齡島，早從明朝末年開始就是海盜活動的據點，日軍在吸收以余少庭、凌炳權為首的兩股海盜後，把他們編成所謂的「中國獨立海軍警備司令部」。雖然名義上隸屬汪政權的中華民國海軍，可實際上「中國獨立海軍警備司令部」番號裡的「獨立」兩個字，已經證明這支部隊並不接受廣州要港司令部的管轄。
根據大陸方面的史料，「中國獨立海軍警備司令部」下轄四個大隊，二個獨立中隊，總兵力約800人。由於時常與東江縱隊爆發衝突，這支由海盜改編的海軍又有「反共救國軍」的外號。到了戰爭最後階段，日軍出於對和平建國軍陸海兩軍的不信任，又將龜齡島的「反共救國軍」納為華南沿海防禦的第一線，以防範美軍的兩棲登陸。
艱難的收編工作
日本投降後，「反共救國軍」仍盤踞在龜齡島上負隅頑抗，要求第7戰區長官司令部給予名份才接受國軍改編。余漢謀司令長官知道如果順了余少庭與凌炳權兩人的意，不過只是讓這些海盜改以國軍的名義繼續魚肉鄉民，對國民政府戰後接收廣東毫無幫助。於是收編「反共救國軍」的任務，就被交給了第63軍第186師師長張澤深負責。
而根據張澤深師長晚年的回憶，「反共救國軍」的規模豈止是800人，而是多達3,000人。「反共救國軍」戰爭末期的任務是要應付美軍而非共軍，所以他們的武器也相當齊全，擁有機動鐵殼船兩艘、大小木船十餘艘、各式機槍20餘挺、迫擊砲五門再加上1,000多支步槍。也難怪東江縱隊與他們交火多次，都無法擊敗這支「反共救國軍」。
何礎南則在接受筆者訪問時，指出「反共救國軍」的兵力多達4,000到5,000人，並非第63軍能以武力所輕易擊破。所謂無法以武力所輕易擊破，並不是因為「反共救國軍」戰力比63軍強，而是他們在汕尾地區作亂時，如果遇到大軍壓境就會立即退回龜齡島老巢，然後運用他們對島上地形的瞭解給試圖登陸的國軍造成得不償失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