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被遺忘的華南戰場─跌宕於國共之間的「反共救國軍」

上周筆者透過紀念中條山戰役，向大家介紹了國民政府為什麼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就輸掉華北，進而丟掉整個大陸的原因。這次我們把焦點轉到抗戰勝利初期的廣東，介紹國民政府如何完成這個革命發源地的接收工作，尤其是對汪精衛政權和平建國軍的接收工作。廣東在抗戰時扮演的角色十分特殊，雖然沒有爆發什麼決定性的會戰，卻是重慶、東京、南京與延安四股力量並存的犬牙交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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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這點，我們就不能不重視廣東在抗戰還有內戰中發揮的重大歷史作用。廣東同時還是中國國民黨的發源地，可中國國民黨又不是只有以浙江人蔣中正為代表的「黃埔系」。孫中山先生遺屬的撰寫人汪精衛，因為祖籍廣東的關係，比蔣中正更加獲得粵籍革命元勳的支持。所以當汪精衛在日軍扶持下，於南京成立親日政權時，廣東有相當多的武裝勢力投奔到他的門下。

於是廣東不只有日軍與共軍，還有了同樣系出中國國民黨的「偽軍」，而且實力還不輸給汪精衛在南京的三個首都警衛師。這樣複雜的政治局勢，自然增加了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廣東的困難度。更何況戰後負責接收廣東的兩個主帥，第7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與第2方面軍司令張發奎還不完全是「老蔣的人」，給本來就已經十分複雜的廣東局勢帶來更多的混亂。

廣東的地緣政治環境

廣東地處華南海岸線，又因瀕臨英國殖民地香港、葡萄牙殖民地澳門的原因而成為中國最富饒的省份。雖然廣東是中國國民黨的發源地，可是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卻又因為實際掌握軍權者蔣中正並非廣東人，且他在黨內地位又不高的原因，遲遲無法將影響力投射到廣東。故長期掌握廣東軍政大權的，為地方實力派領袖陳濟棠。

何礎南先生1921年出生，其父親何志貞曾在陳濟棠手下擔任過地方警衛隊的中隊長，稱得上是陳濟棠主政廣東時的受益者。他指出廣東工商業發達，又有完善的基礎建設，而且陳濟棠還建立了許多當時中國一流的大學與專科學校，培育無數優秀青年。廣東做為僑鄉，不只吸引大量的僑匯，還有不少來自東南亞與美國的華僑志願回國服務，使陳濟棠累積到更多與中央對抗的資本。

可蔣中正的手下愛將戴笠洞察到廣東部隊反對內戰的情緒，於是運用愛國心和榮譽感策反了廣東空軍。失去制空權的余漢謀將軍，也率領粵軍第1集團軍投效中央，迫使陳濟棠流亡香港。隨後廣東部隊為中央軍收編，廣東海軍改為中華民國海軍第4艦隊，廣東空軍改為中華民國空軍第5大隊，粵軍第1集團軍則打散為第62軍、第63軍、第64軍、第65軍、第66軍與第83軍。

1937年對日抗戰全面爆發，由陳濟棠組建的粵軍海陸空三軍通通投入了與日軍的作戰，尤其是在廣東鄉土上與日軍的作戰。不過因為1938年10月廣州保衛戰爆發時，國軍將戰略重心擺在大武漢地區的防禦上，所以日本陸軍第21軍僅以3,000人不到的損失就佔領了廣東省會廣州。直到日本投降為止，廣東境內再也沒有爆發真正意義上的大規模會戰。

國軍勢力由盛而衰

廣東之所以不像雲南、湖南或者湖北一樣，在抗戰末期成為中日主戰場的關鍵原因，在於廣東的海岸線都已經完全為日軍所佔領。尤其香港在1941年12月25日線落後更是如此，所以英美不可能經由廣東向國民政府提供支援。滇緬公路和駝峰航線徹底取代了香港和廣州的海港，成為國民政府取得戰略物資的戰略要地，因此雲南省的地位難以取代。

湖北省是日軍沿著長江逆流而上，進攻國民政府戰時首都重慶的通道，湖南省則是大糧倉，而且戰爭末期還有美軍的飛行基地存在。上述這些特點，廣東通通沒有，所以直到國軍在美軍的訓練、裝備以及領導下發起對華南沿海的戰略反攻以前，除了派遣第14航空軍的戰機實施炸射之外，都不會有國軍向廣東發起大規模進攻的機會。

而事實上，日本因為在國軍對廣東發起大規模進攻前就宣告無條件投降的原因，廣東到戰爭結束以前遭到戰火波及的程度都非常有限。廣東在抗戰末期基本上被撕裂為兩個戰區，一個是由余漢謀將軍擔任司令長官的第7戰區，以粵北韶關為長官司令部所在地。由張發奎將軍擔任司令長官的第4戰區，則以廣西柳州為長官司令部所在地，負責兩廣邊界的作戰。

雖然第4戰區名義上管轄範圍包括廣西與廣東的邊界，且張發奎與余漢謀同為粵系出身，不過從第4戰區長官司令部設於廣西柳州這點來看，其實張發奎的主要作戰範圍還是以廣西為主。所以負責在廣東牽制日軍的，還是余漢謀將軍領導的第7戰區。儘管根據何礎南的回憶，第7戰區還常常必須要將部隊派往第9戰區或者第4戰區，支援湖南或者廣西戰場上的友軍部隊。

日軍先後三次對韶關發動攻勢，前兩次因兵源不足慘遭余漢謀將軍率領第7戰區部隊擊敗。直到第三次，才因為日軍投入足夠兵力發動「一號作戰」，試圖打通粵漢鐵路的關係拿下了第7戰區長官司令部與廣東省政府所在地韶關。第7戰區長官司令部與廣東省政府撤往靠近湖南邊界的連州繼續抵抗，可重慶國民政府對廣東的控制能力已經大幅降低。

太平洋戰爭末期的廣東

戰爭末期的廣東，地緣環境比起戰爭剛爆發時更為複雜，本來攻陷廣州的日軍第21軍先是擴編為南支那方面軍，接著又為了進攻香港改編成第23軍。從1943年起，第23軍司令官由田中久一中將擔任。抗戰末期擔任第63軍第186師政治部擔任上尉科員的何礎南回憶，身兼日軍130師團第94步兵旅團長與潮汕警備司令官的小野修少將是與他們的主要敵人。

日軍第94步兵旅團只有近萬人的戰力，並無法對第7戰區發動進一步的大規模攻勢，可第63軍是由廣東部隊改編而成的地方部隊，同樣不具備吃掉第94步兵旅團的能力，雙方只能在潮汕地區呈對峙狀態。而最有趣的地方，是在於廣東不只存在中華民國與日本帝國的軍事力量，澳門因為葡萄牙在戰時保持中立政策的關係，沒有如香港般為日軍第23軍所控制。

所以無論是國軍、日軍、共軍還是「偽軍」的勢力都能進入澳門活動，葡萄牙總督也必須要同時與四方打交道。中共在廣東與海南島的武裝部隊通稱為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除了前面提到在香港周邊活動的東江縱隊之外，還有在澳門外圍打游擊的珠江縱隊，乃至於部署在海南島的瓊崖縱隊。這三支游擊隊勢必在戰後成為國軍重返華南的隱憂，亦為第7戰區首要的清剿對象。

田中久一手中兵力有限，要防止華南日軍被從內陸反攻回來的第7戰區國軍部隊還有沿海登陸的美軍兩面包抄，不打算浪費太多人手去清剿共產黨。於是汪精衛政權的和平建國軍，在維持廣東佔領區治安上的作用就十分重要了。廣東「偽軍」中的第20師、第30師與第40師因為是正規軍，戰鬥力最強，負責保衛省會廣州的安全。

由於廣東靠海的關係，汪精衛政權在廣東除了陸軍之外也有海軍，廣東地區的汪紀中華民國海軍基本上是以抗戰初期遭日軍殲滅的廣東海軍改編而來。擔任廣州要港司令的招桂章，就是1913年從黃埔海軍學校的前身，黃埔水師學堂畢業的廣東海軍元老。他在1922年陳炯明叛變時擔任楚豫號砲艦掩護孫中山先生撤離廣州，參與革命的輩分絲毫不輸給領導抗戰的蔣中正。

龜齡島的中國獨立海軍警備司令部

然而日軍對佔領區內的親日政權或者親日武裝，採取的卻是「分而治之」的態度，以防止他們與第7戰區長官司令部暗中聯繫。比如擔任第20師師長，黃埔軍校第2期畢業的陳孝強，過去在南京擔任第3警備師師長的時候就有反日的前科。陳孝強之所以從南京被調到廣東，也是因為他警衛第3師的部下與日軍發生暴力鬥毆事件所導致。

更何況陳孝強不只是「八百壯士」謝晉元團長的同鄉，而且兩人還同是廣東蕉嶺人，這讓田中久一等日軍將領對這些有國民黨淵源的和平建國軍將領更是難以信任。陳孝強、招桂章以及汪精衛的廣東省主席陳耀祖都與第7戰區保有不同程度的聯繫管道，讓日軍不得不在這些南京國民政府的正規體系之外組織其他的親日武裝。

包括陳孝強與招桂章在內的和平軍將領，都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理念的信奉者，先別說與系出同源的第7戰區廣東部隊戰鬥了，就連圍剿東江縱隊或者珠江縱隊等中共游擊武裝的表現都十分消極。於是日軍大量吸收在廣東沿海地區從事打家劫舍或者走私生意的海盜，發配給他們快艇來從事與中共游擊隊之間的海上游擊戰。

位於汕尾外海的龜齡島，早從明朝末年開始就是海盜活動的據點，日軍在吸收以余少庭、凌炳權為首的兩股海盜後，把他們編成所謂的「中國獨立海軍警備司令部」。雖然名義上隸屬汪政權的中華民國海軍，可實際上「中國獨立海軍警備司令部」番號裡的「獨立」兩個字，已經證明這支部隊並不接受廣州要港司令部的管轄。

根據大陸方面的史料，「中國獨立海軍警備司令部」下轄四個大隊，二個獨立中隊，總兵力約800人。由於時常與東江縱隊爆發衝突，這支由海盜改編的海軍又有「反共救國軍」的外號。到了戰爭最後階段，日軍出於對和平建國軍陸海兩軍的不信任，又將龜齡島的「反共救國軍」納為華南沿海防禦的第一線，以防範美軍的兩棲登陸。

艱難的收編工作

日本投降後，「反共救國軍」仍盤踞在龜齡島上負隅頑抗，要求第7戰區長官司令部給予名份才接受國軍改編。余漢謀司令長官知道如果順了余少庭與凌炳權兩人的意，不過只是讓這些海盜改以國軍的名義繼續魚肉鄉民，對國民政府戰後接收廣東毫無幫助。於是收編「反共救國軍」的任務，就被交給了第63軍第186師師長張澤深負責。

而根據張澤深師長晚年的回憶，「反共救國軍」的規模豈止是800人，而是多達3,000人。「反共救國軍」戰爭末期的任務是要應付美軍而非共軍，所以他們的武器也相當齊全，擁有機動鐵殼船兩艘、大小木船十餘艘、各式機槍20餘挺、迫擊砲五門再加上1,000多支步槍。也難怪東江縱隊與他們交火多次，都無法擊敗這支「反共救國軍」。

何礎南則在接受筆者訪問時，指出「反共救國軍」的兵力多達4,000到5,000人，並非第63軍能以武力所輕易擊破。所謂無法以武力所輕易擊破，並不是因為「反共救國軍」戰力比63軍強，而是他們在汕尾地區作亂時，如果遇到大軍壓境就會立即退回龜齡島老巢，然後運用他們對島上地形的瞭解給試圖登陸的國軍造成得不償失的損失。

另外他們在海上的活動範圍，甚至還涵蓋到了南海的東沙群島。從某種意義上來看，蠻橫的「反共救國軍」阻止了南海周邊國家漁民進入東沙海域活動，鞏固了中華民國的主權。可只要他們多存在一天，中華民國政府就沒有辦法真正的把行政命令投射到東沙群島上。無論是從維護治安還是鞏固主權的角度出發，把他們繳械都是勢在必行的。

更何況如果放任他們繼續擁有武力，也難保他們哪天不會被中共收編，成為終結國民政府對廣東統治的不定時炸彈。張澤深師長與何礎南都指出，真正掌握「反共救國軍」大權的並非司令余少庭，而是副司令凌炳權。所以他們收編「反共救國軍」的突破口，也是在這位江洋大盜身上。既然他提出了由國軍給番號收編的要求，張師長便決定將計就計，親自動身到龜齡島上與凌炳權展開談判。

只成功一半的鴻門宴

根據張澤深師長在《廣東文獻》上的回憶，他曾親自上島宴請「反共救國軍」的司令、副司令與參謀長。第一次只有參謀長出席，第二次才見到手中真正握有實權的凌炳權副司令。何礎南指出，張澤深師長透過許諾凌炳權將賦予他兵權投入剿共作戰的方式贏得了「反共救國軍」的信任，還對他們發表了精神喊話，目的就是要這群海盜放下對政府的戒心。

張澤深的演說如下，內容無非是要「反共救國軍」服從政府領導，才能得到寬大處置：「抗戰勝利了，我們大家今後應致力於剿匪與國家建設，我蔣委員長對與我為敵八年之久的敵人，都加以寬大，遣送他們回國，又不要日敵戰後賠償。對外如此，對內也不會例外。當然對一切人民如有犯罪的，都可以赦免。希望全國人民，一心一意擁護政府建設新的國家。」

第63軍當然不可能赦免凌炳權，所以張澤深師長在多次與凌炳權會面交心的同時，據何礎南回憶還派了許多政工人員進入「反共救國軍」展開政治作戰。在不告知第2方面軍司令張發奎與第7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情況下，張師長還賦予了「反共救國軍」第186師補充團的番號。隨後張師長命令補充團長凌炳權將部隊開往仙尾陸豐，準備接受改編前的最後訓話。

何礎南指出，等補充團抵達陸豐的平地集合後，負責收編工作的第186師集合了第556團與557團的兵力埋伏起來，並安排凌炳權等幹部到第556團的團部休息，並給予點心招待。只是在進團部休息前，所有補充團幹部都被要求上繳他們的手槍。他們在大熱天中吃著點心，準備等待張澤深師長來訓話的時候，然而第556團與第557團卻架起機槍，瞄準在樹林裡休息的補充團官兵。

原來一切都是張澤深師長安排的鴻門宴，第186師以兩個團的優勢兵力解除了補充團的武器。團部裡面的補充團幹部，也因為上繳了手槍的關係，沒有怎麼抵抗就束手就擒。不過何礎南表示，凌炳權還是一個老江湖，他很早就發現了不對勁，在部隊被繳械以前就藉故上廁所逃跑了。所以「反共救國軍」雖然成功的被解除武裝，但因為匪首逃脫了的關係，這次的鴻門宴實際上只成功一半。

沒有畫下句點的歷史

「反共救國軍」被繳械後，凡連長以下的官兵被宣佈無罪，他們當中體格好的併入第186師，不好的直接遣散回家。營長以上的則在扣押後，通通送交張發奎將軍廣州行營論處。如前所述，蔣中正並不喜歡張發奎與余漢謀等粵籍軍事大老，所以很快就把何礎南服務的第63軍派往山東參加戡亂戰爭，以架空他們的兵權。

不過何礎南因為母親過世，回家奔喪的關係，沒有隨第63軍一起北上。所以最後第63軍在徐蚌會戰中覆滅的時候，他很幸運的逃過了一劫。包括那3,000多名被收編的「反共救國軍」士兵在內，第63軍不是戰死就是被併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槍口調過來打自己人。第63軍軍長陳章不願被俘，在部隊潰敗之際舉槍自殺。

對於何礎南而言，幸運的是此刻陳濟棠被任命為海南行政長官兼海南警備司令，他刻意提拔過去在廣東執政時的手下愛將莫福如擔任海南第2保安旅的旅長。何礎南又與莫福如熟悉，於是又被任命為第4團政工室的少校主任，才能夠離開即將淪陷的中國大陸。後來莫福如又奉陳濟棠之命在海南重建第63軍，何礎南又進入第152師第456團擔任中校政工主任。

後來海南島淪陷，他也平安順利的隨陳濟棠與莫福如兩位長官轉進來台，非常好運的躲過了國共內戰的每一場失敗。更讓他感到欣慰的，是本來在徐蚌會戰中失蹤的張澤深師長，後來也平安的從大陸逃到了台灣來，所以方能在《廣東文獻》上投稿紀錄第63軍收編汪政權海軍的歷史。筆者透過對何礎南的口述訪談還有張澤深的文章，才能勉強拼湊出這段歷史。

至於本故事的第三位主角凌炳權，後來似乎又重新招募了一批海盜，在大陸淪陷前夕於潮汕一帶從事反共游擊戰。雖然凌炳權的反共鬥爭最終還是以失敗收場，可即便是精明如共產黨者也沒能活捉凌炳權，他的下落直到今天筆者都尚未調查出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反共救國軍」這個番號，後來又被50年代另外一支活躍在福建外海的海盜所接收，在中央情報局指揮下繼續從事反共戰爭。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