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政府徵收業主的田，是要讓田佃做，若田佃不種田，政府是不是應該再將田收回去，給要種田的人做？但政策不是這樣子阿。田被田佃拿走，田佃將地賣掉，一個一個比業主富有。業主保留的田，現在要賣，反而要給田佃補償費！佃農比業主還大，業主變成卒仔（張炎憲，1996：16）。
徐對地主的訪談，透露在徵收放領階段，地主選擇保留地的考量，並非是從家園情感角度出發，選擇與家族情感和發展有關的耕地保留，而是務實以農業生產和收益為優先考量，選擇等則較佳、灌溉條件較好的出租耕地保留。然而從農業轉進到工業社會過程裡，原放領給佃農的較差耕地，較容易被劃作都市計畫用地，反而「較有價值的地」（轉作非農用的增值利益）都被佃農佔去，這使舊地主覺得怨嘆不滿，而這個怨嘆與不滿的著眼點，也是土地的交換價值－經濟利益，而非家園情感。而張對地主的訪談，地主則對國民黨政府提出批評，也就是耕者有其田是要扶植自耕農，放領農地應保持農用，而並非是讓佃農透過土地交易獲取暴利，這包含對實施政策長期效果的批評，及從經濟條件和社會結構角度，業佃位置的徹底翻轉，使舊地主對土改產生的不滿和怨恨。
目前對這些受土改影響的舊地主研究和訪談極其有限，我無意僅藉由這些舊地主的訴苦內容，來推導說多數受到土改影響的地主，沒有絲毫對土地的家園情感和鄉土精神，而眼中僅看到土地補償的經濟利益與透過產權取得的交易價值，而是要指出徐企圖重建一套在面對國民黨戰後土地掠奪史過程裡，地主總是展現對土地的家園情感和認同的單一價值和想像，透過他自己和張炎憲呈現對舊地主訴苦內容來看，是失敗的，這些舊地主看到的多是經濟利益的剝奪喪失，而非家園鄉土的徵收和毀棄。
相對而言，在當下面對土地徵收爭議問題時，是否如徐世榮個人經驗與接觸到的有限案例，就可片面宣稱所有地主都認為家園是不可買賣的，他們沒人想要爭取更好的地價補償條件，或透過取得土地增值利益，去過不一樣的生活。我認為這個片面論斷也是該被重新問題化與深入研究的問題，戰後跨世代與時空的土地徵收問題與新舊地主對土地的價值選擇，並非是徐可以個人經驗和立場做出武斷的結論。
總結而言，透過這些舊地主的訴苦，得到初步結論是，首先對這些受土改影響的地主而言，苦痛來源最直接的確實是經濟生活層面的衝擊，這主要涉及對當時地價補償並未等值的評斷；其次，讓多數地主在訴苦過程有更強烈情緒反應的主因，是土改原先希望扶植佃農成為自耕農，而許多舊地主在喪失土地產權，經濟生活受到影響和衝擊之餘，卻親眼目睹和經歷，隨不同地區產業與城鄉發展的變化，許多佃農從自耕農的身分，搖身一變成為富甲一方的「田僑仔」，這個因國府推動土改而喪失產權，而卻未堅守原先推動政策改革的「農地農用」立場，造成業佃之間的經濟與社會結構位置徹底翻轉，看來才是舊地主心裡對戰後土改政策最深的鬱結；最後，跳脫聚焦在土改對舊地主和佃農的影響評估，更進一步該研究與反省的，是對國府在土改後對農業發展和農地政策的整體檢討，及土改對戰後城鄉發展和社會階級構造的深遠影響，並重新思索在台灣社會裡人與土地關係的重整。
＊作者為台大城鄉所碩士。本文為對徐世榮《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書評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