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對「自動退耕」的說法，欠缺對佃農和地主主觀考量及客觀環境的理解，顯得解釋力薄弱。而國府主管部門對佃農退耕的解釋可作參考。地政局認為發生「佃農退耕」風潮原因，是因部分地主為個人利益，企圖用各種方法回復其既得利益或另謀其他利益，但地主知道公然超收地租或強制撤佃方式，不為法令允許，因此部分地主透過威逼利誘手段，誘迫佃農出具退耕證明，表示佃農自願放棄承租，達到收回耕地的目的（民政廳地政局，未載明：12-16）。
在分析各類佃農退耕案後，地政局指出在減租後租佃地價格相較自耕地明顯跌落，而地主普遍認為國府隨後將實施限田政策[2]，推動耕者有其田，因此有急於出售土地的動力，地主為降低出售土地受到的損失，以某種權利金或部分耕地贈與形式，誘使佃農自動退耕，讓地主可以自耕地價格將土地售出（民政廳地政局，未載明：12-16；陳誠，1951：33-34；內政部，1951：26-27）。地政局對地主撤佃和佃農退耕現象的解釋，從地主在農村的社經地位及權勢運用角度出發，呈現當時業佃的權力不對等關係，並同時解釋地主基於自利行為，以權勢壓迫或利益交換方式，誘使佃農自動配合退耕的過程。而徐未能回答的問題，部分佃農為何不顧維持自身生計，而自願退耕的疑問也獲得解釋，在相關案例中，佃農可獲得權利金或部分耕地所有權，並另外尋找租佃地承耕。
（二）、「佃農退耕」數據的錯誤引用
假定佃農如徐所言是「自動退耕」，且確實出於農村社會和諧的業佃關係所致，係出自於佃農自願，那即便退耕案數量不如他錯估的嚴重，但仍會對國府推動土改的正當性產生挑戰。前面已指出徐對佃農退耕現象的誤解，接下來進一步指出徐對佃農退耕數據的誤用。徐對「自動退耕」案件量和占總租約比例，曾提出兩個不同數字，第一是據王長璽和地政局的統計加總，指出約有29000多件，佔總租約的8％（徐世榮、蕭新煌，2003：45；徐世榮，2010：50；徐世榮，2016：79-80）；第二是根據地政局從1950-1952年6月的全省減租糾紛統計，指出有35313件退耕案，佔總租約的9.6％（徐世榮，2010：47、50-54）。
第二個錯誤引用十分明顯，參考表二地政局的原始數據，即可發現徐誤將此期間全部減租糾紛案的總數，都算在「退耕」的帳上，誇大當時「退耕」現象的數量與嚴重性。在此段期間內，佃農退耕案僅有11525件，佔總租約數的2.91％，也和徐提出的第一個數據（29000件、佔總租約8％）有相當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