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20年，隨著中國軍方在台灣周圍通過軍機軍艦繞台擾台的事件次數的大幅度提升，以及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同共產黨當局以及中共當局控制下的媒體發出越來越多的武力統一台灣的宣傳造勢，台灣問題成為分量越來越重的國際新聞。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今年5月第一期封面文章的大標題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副標題是「美國和中國必須更加努力避免就台灣前途問題發生戰爭」。該雜誌就台灣問題對美中兩國以及對世界格局的重要性做出了這樣的表述：
「...台灣是中國和美國較勁的角力場。儘管美國沒有保衛台灣的條約義務，但中國（對台灣）的攻擊將考驗美國的軍事力量及其外交和政治意志。假如美國第七艦隊屆時不能馳援，中國將在一夜之間成為亞洲的主宰力量。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盟國將知道不能指望美國了。美國治下的（世界）和平將崩潰。」
台灣問題錯綜複雜
分析人士指出，台灣問題由來已久，錯綜複雜。1949年中共在蘇聯的支持下在中國大陸擊敗當時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軍，武裝奪取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自那時以來，國號中華民國的台灣就一直處於自治的狀態，從來沒有隸屬過中華人民共和國。
自1949年以來，在美國先前的有條約規定的直接保護和後來的沒有條約的間接保護下，台灣一直享有自治至今。然而，隨著中共當局宣示要武力統一台灣並輔以武力展示，台灣今天成為「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美國保護台灣的能力和意志也受到密集的關注。
如同台灣問題本身一樣，台灣海峽兩岸的軍事態勢也是錯綜複雜，不但其他國家的公眾難以看清楚，而且台灣海峽兩岸的公眾也看法不一。在《經濟學人》雜誌發表「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的封面文章之前不久，在新興社交媒體Clubhouse上出現過多次有關中共政權是否有意攻打台灣的辯論。
參加辯論的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和來自台灣的人儘管都屬於自由派，但他們對當前台海局勢的判斷卻截然不同。絕大多數中國大陸人認為，習近平掌控下的中共當局變本加厲實行專制，大有可能動手攻打台灣，即使是有美國干預阻止。但絕大多數台灣人則認為，美國政府已經反覆發出信號表示反對北京武力改變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現狀，北京清楚軍力強大的美國的反對態度，因此不敢對台灣動手。
與此同時，面對中共政權在台灣海峽和南海海域咄咄逼人的軍事姿態，美國究竟應當如何應對以及美國是否有能力阻止北京的侵略的問題也成為美國政界、外交界、軍界的熱烈辯論和爭論的話題。這種辯論所涉及的一些至關重要的現實問題包括，美中軍力對比現在如何？假如發生軍事衝突，美中兩國各自願意承受的代價是多少？雙方各自的勝算有多少？
中共軍力究竟有多強
在過去的30年裡，北京多次對台灣進行大規模武力威脅。1995年和1996年，中共政權數次進行軍事演習，向台灣近海發射彈道飛彈。美國當時派遣航空母艦戰鬥群前往台灣外海遏制北京對台灣的武力威脅
然而，各方的軍事問題研究者和評論家普遍認為，自那時以來，中國軍隊即中共的黨衛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20多年的軍力提升和現代化，美軍對中國軍隊已經不再擁有當年的那種絕對優勢，中國的軍力已經可以迫使美軍不得不顧忌跟中國軍隊對抗或交戰的成本是否可以承受的問題。
在另外一方面，經過大力現代化和擴充之後，中國軍隊戰鬥力究竟有多強也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中國軍隊最近一次對外大規模作戰是1979年與越南發生的邊界戰爭，中國軍隊與規模小得多的越南軍隊交戰，傷亡慘重。
美國軍方有現役和退役研究者指出，兼任中國軍事委員會主席，即中國軍隊統帥的習近平及其軍委清楚知道，中國軍隊有了先進武器但訓練不良、管理不善，不能達到中共指派的戰略目標，然而，那些新式武器可以讓北京炫耀其意圖展示的軍力強大的形象，同時掩蓋其軍事改革裹足不前的缺陷。
實際上，中國軍隊內部文件先前也承認它有「兩個不相適應」的問題（即軍隊現代化水平不適應在信息化條件下贏得局部戰爭的要求，軍事能力不適應執行歷史使命的要求），以及「五個不會」的問題（即「一些」軍官不會判斷局勢，不會理解上級意圖，不會做出作戰決定，不會調動部隊，不會應對意外情況）。但在中共當局將中國軍隊「兩個不相適應」和「五個不會」的問題對外秘而不宣。
美中軍力對比究竟應當如何看？中國軍力是否已經強大到可以所向披靡無可阻擋，包括不能被美國阻擋的地步？中共政權現在是否在認真計劃攻打台灣並給美軍和美國的威信帶來嚴重的考驗？美國現在應當如何籌劃對策或預案以應對中國軍隊攻打台灣？
美國史丹佛大學弗里曼·史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專門研究中國軍隊和安全政策的研究員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在過去的幾年里通過公開授課、參加研討會、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提供證詞等方式，就這些敏感問題發表了她的看法。
梅惠琳其人其觀點
除了擔任史丹佛大學的研究員職位之外，梅惠琳還是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外交和防務政策研究員，並在美國空軍預備役中服役，擔任印太司令部戰略規劃員。她在授課、參加研討會和提供證詞時都聲明她發表的只是她個人的看法，不代表她現在或過去所屬的機構的觀點。
梅惠琳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在追踪觀察和研究中國軍事問題和美軍應當如何應對中國軍隊的時候，她常常時將中國和美國的政治問題納入她的思考。就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現在是否計劃攻打台灣的問題而言，梅惠琳認為，中共當局顯然是出於政治考慮在認真計劃對台動武。
她為此提出的論說是，先前她也認為習近平跟以往的中共領導人一樣，習聲言要收復台灣完成中共政權所謂的祖國統一大業只是說說而已，但自從下習近平給自己拿到終身制之後，情況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習近平聲言所謂的祖國統一不能拖延到下一代人，意即他本人要完成統一祖國的歷史使命的說法就不能不認真看待了。
現在的具體現實的問題是，中國軍力是否足夠強大？是否有能力攻占台灣？美國是否有足夠的能力阻止中共攻占台灣？對這些問題，梅惠琳先前在接受其她媒體採訪以及在研討會上發言時做出了不同的微妙回答。
梅惠琳一方面認為經過幾十年的軍備擴充，中共已經有了足夠的軍力足以在台海戰事中佔據上風，即使是美國干預；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明顯的未知數使習近平或中國軍隊不得不有所顧忌。
梅惠琳所說的這些未知數包括，習近平儘管看似已經有了終身制的大權，大權獨攬，已經沒有人能對他提出挑戰，但他卻不斷強調、越來越強調各級官員對他的忠誠。為什麼？有什麼必要？這是不解之謎。此外，中國軍隊多年沒有實戰考驗和經驗，實戰能力不能確定，為腐敗和任人唯親問題長期困擾的中國軍隊在發生戰爭時是否能聽從命令也成問題。梅惠琳說，中國軍隊內部文件也顯示出這方面的擔憂，但美國軍隊則不存在這方面的擔憂。
梅惠琳先前在接受來自威斯康辛州的美國國會議員邁克·加拉格（Mike Gallagher）通過自媒體進行的採訪時被問到中國軍隊是否能打仗這一問題，她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不知道，他們也不知道。我想這是唯一能使習近平謹慎三思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梅惠琳在美國國會舉行的有關如何遏制中國侵略台灣的一次聽證會上作證時也明確提出，美國在協助台灣抵禦中國侵略的時候，除了制定政策做出適當軍事部署使中國難以確信可以成功地通過軍事手段兼併台灣、撥出更多的人力物力用於在亞太地區的情報、監視和偵察、基地開發和火力配置之外，也要進行更多的美方中終止戰爭行為的研究。
終止戰爭（war termination）是一個學術術語。2019年3月，美國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梅惠琳的一本學術專著《對話的代價》專門講終止戰爭的問題。
這本書通過對四個主要案例，即越南在越戰期間、中國在韓戰和中印戰爭期間以及印度在中印戰爭期間的外交決策展示了終止戰爭所涉及的問題，即戰爭爆發之後，有哪些因素影響交戰方決定是否與敵方會談？交戰方對戰時的外交的立場什麼時候會發生變化？我們如何從一味打仗轉變到也進行和談？
以下是美國之音對梅惠琳的採訪。梅惠琳所言只代表她個人的觀點。
金哲問：首先請跟我們說說你是如何以及什麼時候選擇中國軍事和安全政策，亞太安全問題以及終止戰爭等問題作為你的職業的呢？
梅惠琳答：我想，我就是自然而然地找到了一種愛好。我對中國語言文化感興趣，2003年我在北京住了一年，在北外學習。我對中國產生了強烈的興趣，我後來意識到美國需要了解中國的人來協助管理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我跟國家安全問題接觸越多，我越是意識到我對這種問題感興趣。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發展，從一開始專注於文學、歷史轉到專注於到當前的安全問題。
問：你可以給我們舉例說明你對終結戰爭的研究嗎？
答：我寫了一本書，書名是《對話的代價——戰爭期間和平談判的障礙》（The Cost of Conversation: Obstacles to Peace Talks In War Time），這是我所研究的終結戰爭的主題。
我研究了國家領導人在衝突期間什麼時候願意談判，我的研究是基於一些國家的文獻，這些國家包括印度、中國、越南。我研究了一些歷史上的軍事衝突。
我要很高興地說，這本書獲得了一些獎項，其中包括美國政治科學學會國際安全分部的最佳圖書獎。在此基礎上，我也研究了當代中國軍事戰略研究者對戰爭發展的想法。研究了中國的軍事研究文獻，我還研究瞭如何使戰爭迅速結束的一些規則。
問：你擁有史丹佛大學東亞研究的學士學位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學位。你在史丹佛大學主修的是什麼？你的博士論文寫的是什麼？
答：因為我對歷史、文學、語言特別感興趣，在史丹佛東亞研究對我來說是一個完美的匹配。我的學習重點主要是中國。我也選修了一些關於日本、韓國的課程，主要是更廣泛地涉及東北亞。我也參加了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的一個特別榮譽計劃學習項目。我把在那裡的學習跟我的中國知識結合起來，寫出了一篇有關中國核問題的論文。
說到我在普林斯頓的博士生學習，一開始是集中於理論和經濟計量學之類的時興方法論。但是我的興趣很快又轉向我原先的跟中國特別有關的研究課題。我研究了很多我的同事所做的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還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我試圖確定那些研究是否有助於我和其他人理解隨著中國崛起而出現的一些兩難問題和挑戰。我的博士論文也有部分是講終結戰爭，我的書就是從那裡生發出來的。
問：作為一個研究中國軍隊和安全政策的美國學者，你如何評價你的中國同行？你是否認為他們信息靈通，擁有足夠的自由和資源來進行他們的研究，可以對中國和美國的軍事能力和戰略提出坦率中肯的批評和評價？
答：我想很難判斷另一方的人與事，我不想對他們做出不公平的判斷。我想他們面臨的挑戰部分可能是缺乏資源，但是更明顯的是中國的研究文化問題。那種文化不是特別有利於質詢中國的政策是否是正確的政策。這不僅是我的許多中國同行的問題，也是中國的戰略規劃人員和政府官員的問題。
實際上，（中國研究人員）一個常見的探尋中國是否會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做事或探尋他們所面臨的戰略問題的起因的路徑是來自他們自己的政策。這就限制了他們能問出什麼樣的問題以及他們所能收集的信息。
而美國的教育體制，尤其是博士級的教育以及研究都是基於質詢和懷疑來自他人的信息和論點。我們就是以這種方式創造知識的。
問：南海問題是你最近的研究的一個焦點。美國海軍前不久發布一幅不同尋常的照片顯示美國驅逐艦馬斯廷號的指揮官4月4日在南海上觀看中國遼寧號航空母艦從不遠處駛過，馬斯廷號艦長高翹著腿輕鬆觀看。這一照片的發布引起了眾多的猜測和指責，其中包括美國軍方在進行認知戰或心理戰。你如何看美國海軍發布的那幅照片？
答：我想，這沒有什麼特殊的戰略含義。我想美國海軍想做的是就提醒中國方面美國軍方也在那兒，他們在密切追踪在南海的軍事活動和意圖。美國軍方不會很快離開那裡。
問：在你最近發表的一些關於中國2020年在南海軍事活動的研究文章中，你強調中國軍方在那里活動的顯著的信號發布作用，即中國人民解放軍有意地利用甚至或許誇大其能力和活動以增強對美國的威懾。在你看來，這種炫耀武力的做法有多麼成功或多麼適得其反呢？
答：（在那些文章中，我得出的結論是）我不認為中國的做法是進攻進取性的（aggressive）。因為中國現在是試圖應對一個跟過去截然不同的美國，結果導致了一種複雜的升級的局面。因此這種展示武力在過去一些年或許會有實際作用，那時候美國或許會避免升級。但現在美國正在試圖重新獲得原先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展示武力就證實了美國的某些擔心。
問：前不久你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作證時說，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壓力將導致中國在今後三年到五年內對台灣採取行動。與此同時，你在史丹佛大學的同事邁克爾·奧斯林發表文章設想2025年在菲律賓近海美國和中國之間發生了一場沿海戰爭，戰爭也牽涉了台灣和日本，美國失去了在亞洲的部分地位，而中國則發現戰爭所獲成為意想不到的負擔，隨之而來的美中冷戰成為二十一世紀中葉亞太地區地緣政治的決定性特徵。
顯然，在美國或西方軍事分析家當中有一種共識，這就是，習近平所指揮的中國軍隊很可能在台灣海峽或南海打一場戰爭。我的問題是，你做出這種評估的主要理由是什麼？
答：首先是習近平明確宣示他對現狀不滿。我認為中國的領導階層以及中國的公眾（假如你相信中國的民意測驗的話）對台灣的現狀、也就是台灣事實上的獨立不再滿意。習近平改變了立場，由原先的阻止獨立變成推進統一。
在這種大形勢下，我們也看到中國軍方從二十年前就計劃打造入侵台灣的能力，現在這種計劃已經完成。隨著習近平表示他希望看到更多的統一進展，而中國內部的辯論也說和平統一的路徑不靈，因此現在有可能重新考慮統一問題。而中國軍方也首次有了達成這一使命的手段選擇。
由於這些原因，很多人其中包括我感覺台灣海峽過去五十多年來的和平與穩定不再是有保障的了。我們應當確保中國繼續受到阻扼，使中國確信攻打台灣的代價太高。
問：在今年二月，你在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有關遏制中國侵略台灣的一次聽證會上提供了證詞。你的估計是中國如今處於一種位置，可以在台灣海峽的軍事事態中佔據上風，即使是美國干預台灣的防衛。
為了阻遏對台灣的這種侵略，你提出了好幾項建議，其中包括進一步研究美國的終止戰爭行為。在你看來，任何對台灣的涉入都必須是有限的，不能暴力衝突逐步升級，不能帶有長期的不可持續、不可贏得的承諾。你可以稍微詳細解釋一下嗎？
答：我們知道中國攻打台灣，美國干預，有可能升級為核戰爭，或這種那種久拖不決的戰爭。美國無法贏得這種戰爭，因此必須要設法使這種戰爭是有限的，代價是美國可以承受的。但現在美國面臨的問題是打一場戰爭然後再又返回現狀，我們知道即使是情況順利，美國要求將台灣獨立做為勝利的一部分條件，中國也不會善罷干休。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是否可以接受動態的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