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部門利益博弈
不過，面對多年來社會要求放開生育和人口管制的壓力，中國政府似乎表現得很淡定，節奏始終是慢一拍。官方直到2016年才全面開放生育二胎，此前長達40年，實行嚴格的一胎政策，除了在某些時段對特定少數民族網開一面外。一胎政策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是否起到了官方期待的作用，在學界一直存在爭議，但毫無疑問，它的執行過程產生的人道災難可謂罄竹難書。這也是人們批評計生政策的最直接動因。
生育關乎人的最基本人權，是人之為人的最基礎自由，可中國政府長期在這個問題上行使強制權力，對人口生產進行有計劃的干預和調節，不全面放開生育限制，背後原因決非像官方說的計生政策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功莫大焉，以及擔憂放開生育會導致人口反彈那麼冠冕堂皇，而是有著部門利益的博弈，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乃至中央政府隱秘的對脫貧和特定民族的政治考量等復雜的成因。
1978年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時，當時的中共中央在有關人口問題的「公開信」中說：「到30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但是，計劃生育長期實施形成了深厚的部門利益，正是這個部門利益在計生政策已見成效下阻礙全面放開生育控制。這個部門利益就是計生系統，它包括向中國政府提供政策咨詢和決策參考的某些人口、經濟和社會學界的人士。後者頑固地堅持中國人口太多有害論，有的認為中國人口8億就夠了，他們甚至向中國政府提供虛假的人口信息。而計生部門長期將征收社會撫養費作為控制人口的手段，這也就在實際中導致目標和手段的背離，即手段本身成為目的。雖然社會的撻伐和生育率的下降使得中國政府後來改組了計生部門，但直到今天還曝出個別地方的計生部門向民眾征繳撫養費的事情。
社會撫養費對很多財政收入不足的地方尤其基層政府也是一種激勵，被用來解決龐大公務員福利的一種方式，特別在10多年前這很普遍。在這些地方，政府往往默許甚至縱容計生部門去征收超生罰款。如果說計生罰款只對窮地方的政府有吸引力，那麼鑑於中國政府以GDP增長來考核官員，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不會有意願去調整計生政策。因為假如在經濟增長水平大致差不多的情況下，一個地方的人口越少，人均GDP也就越多，從而有利於提升官員的政績。而且，對地方政府來說，它們會認為調整計生政策是中央政府考慮的問題。
控制人口=控制社會
就中央政府而言，之所以在公開信承諾的30年後放開計劃生育不兌現，一方面是受計生部門和有關專家學者的建議誤導，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私利”考慮。中央政府的“私利”主要有兩個：一是脫貧，二是對特定民族人口過快增長的擔憂。中國政府需要用脫貧來證實自己統治的正當性，這不只是習近平一人的想法，從鄧到江胡，都如此，中國改革的最大動力就是擺脫貧窮，只不過習在前任的基礎上制定了一個明確的脫貧時間表。而人口過多顯然不利於脫貧的實現。所以中國政府常常誇耀計劃生育在過去30多年使人口少生4億多。這也是2016年中國政府只全面放開二胎，不放棄計生政策的原因。對於習近平來說，他顯然擔心全面放開生育會沖擊2021年如期實現脫貧任務，還會導致之後的反貧。而全面脫貧關系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後者對鞏固習的統治和權威有著重大的政治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