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拜登政府不只一次希望台灣尋求與中國大陸恢復對話，而陸委會主委邱太三也說「雙方能否找到一個最大公約數，以及能否有一個建設性的模糊，要靠彼此的智慧、態度。」所為「建設性的模糊」，正是九二共識過去產生宏大效用的根本原因，為了消解兩岸兵凶戰危的危機，實在沒有必要對於一中原則清晰反對與抗拒到底，創造一定程度的「建設性的模糊」空間還是可以摸索的。
其實，九二共識名稱的本身，就是一個建設性模糊的產物，馬英九將其稱之為「模糊的傑作」。中國從來沒有公開承認「一中各表」，但也沒否定台灣「自己表述中華民國」，兩岸就曾在這種模糊的狀態下進行官方互動，促使兩岸經貿向前邁進，緩和了兩岸對撞與武統的立即危機。這個資產何必因為截然拒統與反中而以戰略清晰政策將其完全棄置呢？九二共識原本就是邱主委說的「建設性模糊」，模糊就在「求同存異」之中，何需因為彼此存有異見就將模糊中的一點同棄之殆盡？
戰略模糊是一種建設性的模糊，九二共識同樣也是一種創造性的模糊，兩者模糊的必要與性質不盡相同，但產生積極性正面效益卻是雷同的。保留模糊搞曖昧，可說是盱衡全局後的策略性對策，雖屬無奈的選擇，卻可結出美好的果實。際此美中台戰略三角關係變幻莫測，而台灣的安全與發展又面臨更多的不可測風險，應可成為台灣參酌奉行的策略。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前中央通訊社董事長，前中選會委員。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