曖昧關係未必是不清不白，可以是「非清非白」，相互關係不是清一色好，也不是清一色壞，有些領域關係好，有些層面關係壞。另一方面，在三角關係中，不是非白即黑，跟一方全好而跟另一方全壞，可以某些事跟一方好，有些事跟另一方更好。在涉及國家生存發展的戰略上，尤須本於國家利益，善處跟各方複雜而微妙的關係，搞曖昧常是必要的有益策略。
最近美國各界熱烈討論台海策略究竟應維持戰略模糊還是改採戰略清晰，論點莫衷一是，官方最後定調還是要戰略模糊，也就是繼續搞曖昧，不明確講台海萬一發生戰爭時美國是否武力介入干預。
近年隨著中國大陸武統聲浪高漲，中共對台軍事施壓日益囂張，美國各方主張放棄戰略模糊政策的呼聲不斷壯大，認為以往以戰略模糊在台灣海峽形成微妙平衡的時代已經時過境遷，沒有必要繼續搞曖昧，藉其帶來的不確定性讓中國對攻打台灣可能帶來的後果有所忌憚，也讓台灣當局在走向「法理台獨」的道路上有所顧忌。現在要的是戰略清晰，明確的宣告、強力的威嚇以及不由分說的以牙還牙。
近年來，美國各界已形成共識，認定北京在台灣海峽的威嚇行為越發對美國的護台決心與能力構成挑釁，台海的軍事穩定面臨日益增長的威脅。有人認為這種情況下如果還保持戰略模糊，就是對中共武力進犯的一種變相的鼓勵，根本就是引狼入室。至於台灣，一切唯美國意志是從，不必擔心會因為美國戰略變清晰就肆無忌憚地搞起法理台獨。
這個主張的最強音是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與其同事薩克斯（David Sacks）去年9月發出的，他們為文指出，美國的戰略模糊應該「壽終正寢」，現在應是改採戰略清晰政策的時候了，明確表明美國將對中國犯台使用任何武力回擊。美國國會也陸續有議員呼籲美國對台灣安全必須提供明確保證。這個主張的一個考量因素是台灣的軍事威懾力正在減弱，人們為此尋求快速而簡便的解決方法。
不過，美國印太政策協調員康貝爾（Kurt Campbell）對此不以為然。在一場討論會上表示，他認為所謂的戰略清晰有一些重大的「不利面」，至於什麼是「不利面」？情報總監海恩斯（Avril Haines）上月底出席參議院舉行的「全球威脅」聽證會上清晰地說了：「中國會認為這會帶來極大不穩定，這會加強中國認為美國決意遏制中國崛起，包括使用軍事力量，這可能會導致北京在全世界範圍內咄咄逼人地破壞美國利益。」另一方面，如果美國放棄戰略模糊，台灣可能將變得更傾獨立；何以見得？她相信「台灣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在走向獨立方面變得更加強硬，尤其是他們正在看到香港發生的事情，我認為這是一個逐漸增長的挑戰。」
從美國主事官員口徑一致，不放棄戰略模糊政策，可以確信拜登政府拋棄戰略模糊而走向戰略清晰的可能性極低，頂多從一邊（戰略模糊）往另一邊（戰略清晰）稍微挪動，少一點模糊而多一點清晰。
依照國際問題專家陳一新教授的分析，美國採戰略模糊政策好處多多，至少有五個方面：在戰略模糊之下，美國對台灣就有必要採取兩手策略，一方面讓台灣感受到美國對台灣的友好與善意，一方面也讓台灣知道不能完全依賴美國，而必須加強戰備與軍備並多採購美國的武器。其次，一方面讓台灣感受到美國不會在台海衝突時袖手旁觀，另一方面又沒有明確的安全承諾，促使台灣不得不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另外，美國不必冒著與中國決裂的危險，且可與大陸針對雙方都能接受的議題進行對話與談判。美中兩國還有可能一方面不讓敵意變成「零和遊戲」，一方面以理性平和的態度坐在談判桌上磋商出一套避戰、避險、查證與檢驗的機制。最後，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少人相信中國會對台動武，一旦中國對台用兵，台灣絕大多數人民都相信美國會出兵馳援，美國需要在「反中」立場強烈，但卻預留迴旋空間，在「友台」上則曖昧不清，讓兩岸都摸不準美國的真正意向。這個分析切中要害。概括而言，我們可將這個政策定位為「建設性的戰略模糊」，也就是透過戰略模糊政策的運用積極追求多方面的目標。
美國戰略模糊政策確實產生多方面的正面效應。台灣實應考慮師法美國，在美中台三角戰略關係上採取戰略模糊政策，於美中之間搞曖昧，而不要繼續戰略清晰，對美國一面倒，將親美反中政策一路走到底。另一方面，是否也不要再一刀切，對美國全方位友好，對中國大陸則想方方面面敵對到底？在馬英九當政時代，大體上遵循親美和陸路線，並沒有現行近乎親美反中的戰略清晰政策。當然，那時候美國並未與中國進行戰略對抗，台灣完全沒有必要選邊站，現在則是兩強交惡，對抗多於競爭更多於合作，所以台灣遊走與兩強之間的空間大為縮小，更沒有採取等距或是平衡戰略的餘地。不過，從戰略清晰往戰略模糊略為移動，空間還是有的，而且預期可在趨吉避凶上有所斬獲。
比如，對美國不再那麼百依百順，在某些問題上保持自主立場，不接受美國將其意志強加於台灣身上；另外在政治與安全事務上固然難以違逆美國意旨，但經貿與投資領域中與中國大陸關係更緊密，可以不必配合美國倡議的供應鏈脫鉤、去中國化或是重建產業鏈之類的政策。總的來講，親美反中路線可否從百分百調為八二開甚至七三開？至於對中國大陸，固然無法接受一國兩制式的統一，但截然對立終究會擴大矛盾與敵對，有鑑於此，某些政策上與言詞上是否可以降低敵對性？另一關鍵性問題是能否在兩岸官方交流基礎的九二共識問題上多移動一點腳步，尋求恢復協商的可能性。
事實上，拜登政府不只一次希望台灣尋求與中國大陸恢復對話，而陸委會主委邱太三也說「雙方能否找到一個最大公約數，以及能否有一個建設性的模糊，要靠彼此的智慧、態度。」所為「建設性的模糊」，正是九二共識過去產生宏大效用的根本原因，為了消解兩岸兵凶戰危的危機，實在沒有必要對於一中原則清晰反對與抗拒到底，創造一定程度的「建設性的模糊」空間還是可以摸索的。
其實，九二共識名稱的本身，就是一個建設性模糊的產物，馬英九將其稱之為「模糊的傑作」。中國從來沒有公開承認「一中各表」，但也沒否定台灣「自己表述中華民國」，兩岸就曾在這種模糊的狀態下進行官方互動，促使兩岸經貿向前邁進，緩和了兩岸對撞與武統的立即危機。這個資產何必因為截然拒統與反中而以戰略清晰政策將其完全棄置呢？九二共識原本就是邱主委說的「建設性模糊」，模糊就在「求同存異」之中，何需因為彼此存有異見就將模糊中的一點同棄之殆盡？
戰略模糊是一種建設性的模糊，九二共識同樣也是一種創造性的模糊，兩者模糊的必要與性質不盡相同，但產生積極性正面效益卻是雷同的。保留模糊搞曖昧，可說是盱衡全局後的策略性對策，雖屬無奈的選擇，卻可結出美好的果實。際此美中台戰略三角關係變幻莫測，而台灣的安全與發展又面臨更多的不可測風險，應可成為台灣參酌奉行的策略。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前中央通訊社董事長，前中選會委員。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