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部分可參酌高本院108年度交聲再字第11號再審裁定，節錄關鍵如下：「…審判長高明哲顯居於關鍵之決定權，而其接受關說並為人關說之行為，應已可認在未評議前其心證已為卷證以外之不當關說所污染，則於客觀上足認其受懲戒處分之違法、失職行為足以影響上開無罪確定判決之結果…」。
「比對兩個個案，觀察再審程序」
實務上判決確定後「開啟再審程序」已是相對困難，要推翻「定讞之確定判決」更是難上加難。而巧合或微妙的是，以蕭賢綸、張月英兩件肇逃之刑案觀察，前者（蕭案）無罪定讞，經檢方十年後聲請再審獲准，被告甫於再審開庭前撤回上訴，致使該案原一審判決更為確定；後者（張案）則民刑案之歷次再審開庭後，查見原審疏謬，將原本定讞判決均依法改判，亦即「刑事有罪改判無罪定讞！民事賠償責任改判免賠。」兩者比對，令人不勝唏噓。觀察二者始末，又何其辛酸？但省思可知，又有多少「蕭、張」這樣的人們，默默被司法判決定讞了，尤其是張案冤屈案件，無論怎麼喊冤，卻被法院毅然決然定讞為「有罪」的狀況？
我們無意質疑司法官貪瀆，實務上司法貪瀆概況早已絕對大幅降低，但確實應審慎評估「個案司法裁量之審慎嚴謹」及因應「妥善提升司法裁判品質」，在面對司法大環境的僵化僵固、人力不足或各種司法困境或窘境，許多兢兢業業的法律人認真如履薄冰，但仍有許多不適任司法或警調人員，確實造成司法嚴重的傷害，嚴重斲損司法信譽及公正。
肆、枉法裁判之可能？
至於本案中，民眾可能最關心起訴枉法裁判罪的結果如何？此部分事涉個案，筆者不方便評論，但可就抽象法律意見表示意見如下：
以實務見解觀察「非出於枉法故意，即不屬於枉法裁（民國26年院字第1687號解釋）。」、「（枉法裁判）係指故意不依法律之規定而為裁判，質言之，即指明知法律而故為出入者而言（29年上字第1474號判例）」，申言之，若個案有「裁量空間？」應委由法官自由心證判斷，若僅就個案之客觀事實及論法以觀，不能遽然論法官枉法裁判。
準此，縱然由檢察官起訴者，其關鍵事證必須明確，詳如臺灣高等法院89年上更(二)字第740號刑事判決可參，即該案中某法官「收受賄賂」且有明確事證認「枉法裁判」，迭經更七審而判決定讞，即自84年間偵查後起訴案經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5312號刑事判決定讞，纏訟逾15年，試問：「人生有幾個15年？」
法官誤判或檢察官濫訴（或不起訴），涉及法官、檢察官之司法智識養成及個人心證形成之依法判斷，此為司法獨立的核心領域，理應予以尊重；惟就實務上大量案件（例如肇逃案）為觀察，在有限的司法人力或客觀事證不足狀況下，均委由司法裁判，本質上極容易出現謬誤，包含程序暨實體上的各項疏漏，俗稱「冤假錯案」，但看「冤、假、錯」三字所涵，其中辛酸或造成之個案權益危害，或可推究之。
回歸該案觀察，該案原始客觀事實，「就肇逃以觀」確實是存有一些爭議，但正好可省思「司法對此類裁判的心證態度？」再論關鍵，該案千不該萬不該是「事涉關說疑雲」及「可能枉法裁判（無論高明哲前法官怎麼避重就輕）」；至於該案先前《非常上訴》遭駁回，嗣十年，甫重啟再審及迭經異議、抗告等程序。該案中應深刻檢討的，是就司法審判所涉「關說、護短」及「巧妙運作」等關鍵，且如法官受染污或扭曲之心證已成，總難謂客觀公正。但僅論刑法之枉法裁判罪之構成要件，若無其他客觀證據，該起訴「會經法院審理判處枉法裁判？」或可言若無其他證據，枉法裁判有罪難矣！是以司法改革之路漫長，人民苦痛無窮，僅以本文誠摯供省思及深思之。
＊作者為執業律師，高雄律師公會第十五屆人權委員會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