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過30年，依然他在暗、我在明，他監控我，我卻不知道他是誰……加害人沒揪出來，所有人都是潛在加害者。」今（10）日台灣教授協會舉行「呼籲蔡總統下令全面公開戒嚴時期監控檔案」記者會，身為野百合世代、時隔30年才知自己當年被監控檔案厚達千頁的現任民進黨籍立委范雲說，當她去促轉會看自己被監控的檔案時真的感受到很大的不公平，過了30年依然不知道線民是誰，而無法得知真相反而造成人跟人之間更大不信任，身為昔日被監控者，范雲盼望「檔案全透明，真凶不遮掩」。
台教會會長許文堂表示，5月4日促轉會研討會雖然曝光許多壓迫人民的檔案資料、包括監控體制，但所有壓迫者名單都是被遮蔽的，就像過去促轉會對1980年林宅血案、1981年陳文成的「真相調查報告」，所謂「真相」也不是非常清楚。
許文堂也說目前檔案公開十分有限，國安局移轉僅197案公開、調查局5508件僅公開501件、保密局842筆全文影像公開僅370筆、後備司令部檔案2067件也僅666件上網，且人名幾乎是全數被掩蓋的；雖然依《政治檔案條例》第11條「政治檔案中所載公務員、證人、檢舉人及消息來源之姓名、化名、代號及職稱，應供閱覽、抄錄或複製」，相關單位又會說依《國家情報工作法》涉及人員身份不能提供，這矛盾尚須上級機關解決。
30年過去仍不知線民身份 「身邊誰都可能是潛在加害者」
身為昔日監控體制下「受害者」之一，范雲說她雖然不敢自稱「受害者」、畢竟經歷民主轉型在工作求學都未受阻，但當她去促轉會看到厚達千頁的個人監控檔案，她覺得非常不公平，過30年依然不知道線民是「誰」，身邊誰都可能是潛在加害者。
范雲引述德國史塔西檔案局長過去所言「打開傷口才是清創、癒合的開始」，過去德國公開檔案後有超過200萬人去看，這過程可能有人悲傷，卻沒有任何人後悔看檔案、沒造成任何報復事件；而以德國經驗看台灣是否要公開「抓耙仔」，范雲認為「造成社會不安」是多慮，反而是遮蔽檔案、不公開檔案才會造成社會信任與和解有困難──雖然如今在總統蔡英文執政下「最大開放、最小限制」堅持下讓國安局釋出過往3倍之多的檔案，但在相關單位堅持下沒有完整公佈線民身份、當事人看不到校名姓名，而當線民可以隱身在檔案，帶來的是昔日社團、同學、朋友之間的互相猜忌。
因此范雲建議可參考德國、捷克、波蘭等實行轉型正義國家之作法，被監控者要有權力看完整檔案、知道當年誰在監控他；此外也應做到「人事清查」，在私人企業任職者、家庭主婦可能不用，但若有公職人員曾任線民，民眾有就有權知道公眾人物做到什麼事，「做到這點，台灣才能真正邁向轉型正義、邁向和解。」至於隱私問題，范雲建議讓當事人也有權對涉隱私第三方隱匿、任何一個被控訴是「抓耙仔」的人也有權在檔案註記自己為何當年參與工作、有解釋空間，檔案公開跟保障隱私是可以兼顧的。
對於相關單位以《國家情報工作法》拒絕完全公開檔案一事，范雲也提醒是「新法優於舊法」，按德國、波蘭等國家經驗，只有極少數涉及軍事機密國家安全的檔案要遮掩。
轉型正義為「和解共生」 受難者卻連「和解對象」都找不到
昔日白色恐怖受難者、今日擔任政治受難者團體聯合工作小組召集人的蔡寬裕表示，所有政治受難者呼籲公開檔案已經10幾年了、《促轉條例》也通過4年多，如今政府是否有達到當時承諾是可以去探討的。
蔡寬裕表示，就近日促轉會研究，不只政治受難者受監控、家屬也是，遭判死刑者的家屬更是受到終生監控，「雖然我們一直要求轉型正義目的要『和解共生』，但真相不明，如何『和解』？連『和解對象』在哪，我們都不知道……」2016年世界人權日總統蔡英文曾向政治受難者承諾「3年內公開真相」，如今4年多過去依然真相不明，蔡寬裕盼蔡英文履行諾言、最近就把政治檔案完全公開。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幹事、牧師林偉聯表示，雖然近期促轉會發佈跟長老教會受監控相關之報告也代表蔡政府在轉型正義的努力，但檔案解密的狀況確實讓人不甚滿意。
林偉聯回憶，過去長老教會長期受到黨國政府監控，牧師常懷疑信徒是來監控的、神學院學生被指控是「職業學生」、牧師要出國深造卻連簽證都拿不到，雖然公開檔案後教會可能必須解決人與人的關係、親人好友若是線民可能會讓人無法承受，但就基督教經典提到約瑟被出賣、耶穌被門徒出賣的故事，林偉聯也對教會有信心，可以處理這方面問題。此外，也有信徒可能是基於「忠黨愛國」投入監控工作，希望這些人也能勇敢面對良心、對歷史做交代。
淡江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鄭睦群也提醒，抓耙仔有很多樣態，例如鄭睦群的父親曾是長老教會成員、被當地外事組警察監控，那警察不是基督徒、為了每周日早起跟盯禮拜很崩潰、只好跑去向鄭父坦白線民身份求助，鄭父竟也請他放心不用來、會給一份《教會周報》方便警察交差──回顧這段鄭睦群便說，這都是「威權政府讓人民與人民為敵」，其中狀況如何、人跟人如何應對體制，都是值得去研究的。
當事人逐漸凋零 「對受害人與家屬非常不公平」
1990年首次行政院二二八調查小組工作成員之一、如今台教會副會長陳俐甫表示，他在30年前就看過部份檔案，那時確實能看到一些名字跟內容，雖然有些檔案不見得能掌握當事人、還需對照與說明，但他仍希望現今要開放檔案讓學者研究、讓受害者與家屬了解自己過去發生了什麼，否則依國安局想法隔50年才開放，很多當事人都不在世了──事實上，30年來就有很多政治受難者凋零，更不用說很多人早被槍決犧牲，民間能呈現真相的能力越來越被削減、這對受害人與家屬非常不公平。
陳俐甫說，依《戒嚴法》規定，所有受審卷宗都可以調閱出來、確認是否有犯罪，但1990年國民黨錯失機會去處理真相，反而讓一些受難者被指控的內容成為一生無法抹滅的紀錄。如今1980年代校園監控的受害人之一范雲還在、但很多二二八受難者已過世了，若要公開檔案，希望不只讓當事人與家屬查詢，一些當年可能被滲入破壞、因此解散倒閉的報社團體也要能查詢，得知當年真相。
為黨國、被糾纏甚至「被成為」線民 「現在公布才有機會澄清」
問起5月4日促轉會研討會上提及的案例、某雜誌社核心成員在不知朋友是調查局人員的狀況下被寫成線民、隔30年才知道自己被寫，陳俐甫回應，這就是檔案公開的重要性──如果看不到檔案，當事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調查局人員列成線民充業績、甚至可能被當人頭領費用，「即使現在不公佈，以後還是會被公佈，而且下次要公佈是50年後，現在公佈，他才有機會澄清。」
陳俐甫也提醒，即便都是替威權政府做線民，線民也有不同樣貌，有些可能是基於「忠黨愛國」自願替黨國做事、這種人只能說政治立場不同，也有人是因為被教官或調查局纏上、若沒回答些什麼可能無法保障安全，或有些是同意當線民、但報告內容都是虛應故事──唯有公開檔案，這些故事才可以被釐清，否則隨著時間越久越難交叉比證，而資料裡的內容就會變成唯一的「真實」、被情治機關一手掌握真相：「大家可能以為公佈真相會撕裂社會，但沒公佈的話，你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