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43年5月，隨著日軍擊敗龐炳勛與孫殿英的部隊，贏得太行山戰役的勝利，國軍失去在華北戰場上的一切立足之地，日本才放鬆了對中共的軍事壓力。因為龐炳勛與孫殿英也被改編為和平建國軍，這種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戰爭可以完全交給這些仇視共產黨的「前國軍」代勞，不需要讓在太平洋戰場上焦頭爛額的日軍分神處理。
可投效汪精衛政權的前國軍，此刻已經在中共的宣傳攻勢下完全失去華北民眾支持，完全無力遏阻8路軍的壯大。再加上日本到了戰爭末期也希望經由蘇聯協助爭取英美盟國談判，對8路軍的擴張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華北終於不可避免成為了中共發展的溫床。國軍要等到日本戰敗，才在美軍協助下重新回到華北，不過失去的民心卻已經無法挽回。
大陸赤化的伏筆
可見中國大陸赤化的伏筆，其實早在中條山會戰結束時就已經埋下，國軍失去華北給予了中共真正的壯大機會。從民族大義的角度出發，中共在中條山戰役中的表現完全符合「通敵賣國」的標準，就連立場偏左的《大公報》也在5月21日由王芸生發表的社論《為晉南戰事做一種呼籲》中，對中共進行了批判。
但歷史從來就不是由民族大義這4個字來決定的，只有勝利者能來定義什麼是「民族大義」。如前面筆者所言，蔣中正與毛澤東都是馬基維利主義的信奉者，而馬基維利主義強調的是只要結果是正確的，無論手段是否符合道德都可以接受。既然中共成為了當今中國大陸的統治者，而且還在領導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又有誰能批判中共勾結日本是不對的呢？
而且坦白講，蔣中正與毛澤東在抗戰中扮演的角色是由他們所處的位置決定好的。蔣中正身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是重慶國民政府的核心領袖，而重慶國民政府又是日軍欲除之而後快的目標，所以即便蔣中正不想打日本，他為了生存也必須要迎戰。如果把蔣中正換到當年毛澤東的位置上，誰又能說他不會做出與毛澤東一樣的決定（有沒有能力玩得一樣好是另外一回事）。
毛澤東固然利用抗戰壯大，蔣中正又何嘗沒有想利用日軍替自己剷除異己？差別只是在於日軍比較願意給威脅較小的中共利用，不願意給準備與頭號大敵美國結盟的蔣中正利用罷了，很多時候如果我們跳脫無聊的道德跟民族主義去看事情，其實也就那麼的簡單而已。蔣中正精確的預料到美國的參戰和日本的投降，卻沒有料到失去華北會造成那麼嚴重的下場。
只能說國民政府誕生於南方，與北方一直都沒有緣分，直到抗戰爆發前都沒有真正在北方站穩腳跟。也難怪直到中條山，甚至於後來太行山戰役失敗前的最後一刻，蔣中正還是要仰賴北方雜牌部隊來打仗。既然沒有辦法在北方打出漂亮的抗日戰績，又無法讓北方百姓免於日軍的佔領，華北戰場的抗日話語權被中共接收也就一點都不讓人意外了。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