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是一個不得了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發生的許多事件徹徹底底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走向。先是1月份的新4軍事件，讓國共兩軍的衝突從檯面下走上白熱化。再來則是4月份《日蘇中立條約》的簽署，宣告蘇聯不再向國民政府提供抵抗日本侵略的軍事援助，所幸羅斯福總統立即在5月初宣告《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拉開了中華民國與美國軍事合作的序幕。
6月22日，納粹德國撕毀《德蘇互不侵犯協議》，向蘇聯發起全面進攻。本來想坐山觀虎鬥，讓法西斯主義與資本主義自相殘殺的史達林不得不與英美兩國結成盟友，形成軸心國與同盟國相互抗衡的局面。當然沒有一件事情，比發生在12月份的珍珠港事件更影響世界格局演變的。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確保了軸心國的失敗，整個西太平洋也因此被納入了美國的勢力範圍。
原本在美國的戰略想定中，中華民國是美國共同治理西太平洋，乃至於今日所謂印太地區的盟友，在日本戰敗後不只要共同遏制蘇聯，還要瓦解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勢力。不過1941年還有另外一件歷史大事，給中國還有亞洲帶來了天翻地覆的改變，那就是5月6日到14日之間發生在山西省境內的中條山戰役。
中條山戰役是以國軍的落敗為結局，雖然國軍的損失並沒有比其他幾場對日作戰失敗的戰役還要大，但是卻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戰後政治格局。因為日軍在這場戰役中，將黃河北岸的中央軍全數驅逐，把重慶國民政府對華北的影響力整個連根拔起。自此之後，華北的抗戰話語權完全落入中國共產黨手中，為戰後中國的赤化埋下伏筆。
由於中條山戰役爆發前，國共兩軍已經在新4軍事件中撕破臉，所以日軍把國軍逐出華北的結果令毛澤東十分滿意。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制止8路軍向遭日軍進攻中的國軍伸出援手，他指出：「在日寇此次打擊下，國民黨不能不向我討好。國共地位將發生根本變化，我黨在抗戰中將日益佔據領導地位。」
犬牙交錯的特殊戰場
中條山位於山西省南方，地緣上理應為山西省主席閻錫山的地盤，然而身兼第2戰區司令長官的閻錫山將軍，已經在1937年底的太原會戰期間失去了手中絕大多數的晉綏軍主力，因此中條山被劃到了衛立煌將軍的第1戰區之內。而祖籍安徽合肥的衛立煌將軍，雖然名義上是中央軍將領，實際上卻是行伍軍人出身，並非出自與蔣中正淵源深厚的「黃埔系」。
所以衛立煌手下的部隊，基本上是以孫蔚如的西北軍、曾萬鍾的滇軍為主力，唯一的中央軍為郭寄嶠指揮的陸軍第9軍。郭寄嶠將軍是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將軍妻子郭婉華的四叔，因為傑出的戰略頭腦而得到蔣中正賞識，曾在政府遷台之初擔任過國防部長。可即便是郭寄嶠，仍然是保定軍校第9期畢業，同樣不是蔣中正的天子門生。
從這樣的佈局當中，我們不難發現蔣中正派在北方戰場上的部隊不是雜牌軍就是「中央化」的雜牌軍，那麼真正的中央軍嫡系部隊到哪裡去了？歐戰在1939年的爆發，讓蔣中正預料到西方國家參加對日作戰只是時間上的問題，隨著支援中國的主要盟國由蘇聯變成美國，中國的主戰場也勢必將從靠近中蘇邊界的華北轉移到瀕臨中緬或者中印邊境的華南地區。
於是包括第52軍、第71軍、第74軍以及第5軍等被蔣中正視為「命根子」的中央軍嫡系部隊都開始往湖北、湖南、廣西以及雲南等南方戰場轉移。蔣中正將嫡系部隊南調的原因，一來是要守住中國與英美聯繫的對外道路，二來則是要讓中央軍能比雜牌軍更優先得到英美兩國的裝備與訓練，顯然還是為了「實力保存」。
但是華北戰場還是有蔣中正不能輕言放棄的戰略價值，首先是中共已經利用日軍進攻國軍的機會在北方站穩腳跟，慢慢形成足以挑戰國民政府權威的抵抗勢力。所以讓雜牌軍與「中央化」的雜牌軍留在華北，一方面可以阻止中共擴張，二方面則藉由日軍向共軍或者雜牌軍發起進攻的機會，「借今天的敵人之手消滅明天的敵人」，蔣中正的算盤打得非常精明。
國共在北方的蜜月期
所以與我們過去讀的國立編譯館教科書，或者《一寸山河一寸血》等紀錄片敘述的很不一樣，原來蔣中正不是位誤闖叢林的小白兔，而是一位如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般的權謀主義者。不過在「那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時代，如果蔣中正不信奉馬基維利主義，把手下最好的部隊全部打光的話，恐怕也不會有今天我們所認知的這個中華民國存在了。
蔣中正與毛澤東都有他們的權謀，希望在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同時爭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卻不代表國共兩軍底層官兵沒有他們身為軍人的民族血性。事實上在抗戰全面爆發後的前4年，國共兩軍在北方戰場還算是有一段合作無間的蜜月期。以朱德與彭德懷為代表的8路軍領導階層，想方設法排除毛澤東「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指令，積極與國軍攜手抗敵。
根據郭寄嶠將軍晚年的回憶，他與朱德2人曾多次利用晚上共處一室的機會痛批蔣毛2人不願意全力抗日，反而想利用侵略者消滅對方的內戰心態。所以直到1940年3月，朱德扛不住毛澤東的壓力率先向國軍發起攻勢以前，北方戰場上的國共兩軍還是能不顧蔣毛2人的指令共禦外侮，使國軍得以固守住中條山的防線。
從1938年起，中條山上的國軍在8路軍配合下，運用易守難攻的山地地形接連阻止了日軍的13次進攻。尤其第4集團軍司令孫蔚如，更是發起西安事變的西北軍將領楊虎城之手下愛將，他對中國共產黨本來就深具好感，讓國共2軍在行動上的配合更是暢通無阻。此外中條山守軍還能得到東邊太行山上龐炳勛將軍的第40軍支持，令日軍的攻勢更是充滿阻礙。
根據第9軍第47師的老兵沈有志回憶，他在中條山上打仗的時候是中國軍隊最團結的時候，中央軍的郭寄嶠、西北軍的孫蔚如、龐炳勳、劉茂恩、滇軍的曾萬鍾與唐淮源放下彼此的歧見，還能得到共軍的幫助抵抗共同的敵人。雖然後來他也曾追隨中央軍第71軍參加滇緬反攻，但身為一位畢生追求兩岸和平統一的老軍人，只有在中條山上的經驗最讓他懷念。
從攜手抗戰走上全面內戰
即便是在1940年3月，朱德命令8路軍向石友三與朱懷冰的部隊發起進攻之後，北戰場上的國共2軍也沒有如後來新4軍事變那般撕破臉。朱德甚至還在衛立煌的允許下平安返回了延安，而蔣中正之所以沒有向中共全面進攻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國共在北戰場上合作的原因較符合重慶的利益。既可以牽制日軍，又可以藉日軍之手消滅異己。
而朱德在被調回延安之後，彭德懷又在1940年10月違抗毛澤東優先「發展壯大」的命令，發起爆破正太鐵路的百團大戰。百團大戰引起了日軍對華北共軍的重視，發起對8路軍根據地的大規模掃蕩，成為毛澤東日後批評彭德懷的一大主因。然而站在毛澤東的立場，百團大戰對重慶帶來的幫助確實是遠大於對延安帶來的幫助。
尤其是讓日軍重視起共軍，開始把部隊用來對付中共這一點，更符合蔣中正「借今天的敵人之手消滅明天的敵人」的如意算盤，所以他在嘉獎彭德懷的同時，嚴令衛立煌出動第1戰區部隊支援共軍。後來蔣中正又因為害怕親共的衛立煌抗拒命令，下令撤除他第1戰區司令長官的職務，改由人在重慶的何應欽將軍臨時接替。
此外與共軍關係良好，但是熟悉中條山地形的孫蔚如將軍，也在蔣中正要求下率領他的第4集團軍轉調河南。除孫蔚如外，另外一位會打仗的第9軍軍長郭寄嶠也被派往第3戰區擔任參謀長，其職務由裴昌會接替。在缺乏主帥親自坐鎮，且重要將領與部隊也紛紛調往其他戰場的情況下，中條山戰役的失敗從一開始就沒有辦法避免。
更重要的是，百團大戰給共軍帶來的毀滅性後果，讓毛澤東更有理由說服他手下其他的共軍將領不要再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對日抗戰看在蔣中正與毛澤東2人眼中都只是一時的，最重要的還是如何確保國共兩軍支撐到日本投降才有與對方爭奪天下的本錢。為了確保國軍在華北的勢力被連根拔起，毛澤東同樣樂見日軍成為中條山戰役的勝利者。
中共拒絕支援國軍
1941年5月7日，日軍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中將命令第1軍出動10萬兵力進攻中條山，蔣中正立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命令要求8路軍參戰。中共方面則以新4軍事件以來，國民政府停止向延安發放軍餉為由，拒絕了蔣中正的要求。蔣中正不得不搬出當時尚未離華的蘇聯總顧問崔可夫（Vasily Chuikov），希望他向中共施壓讓8路軍投入戰鬥。
毛澤東拒絕了崔可夫的要求，因為史達林過去4年來交付了大量的戰車、飛機與大砲給國民政府，卻沒有向延安提供任何武器裝備，讓他決定向蘇聯展現屬於中共的民族獨立性。他告訴周恩來：「要告訴總顧問，要他不要隨便亂說。國民黨至今還說我軍游而不擊，甚至說我對日妥協等鬼話……我們絕不為這些鬼話所動。」
此刻中華民國與蘇聯的關係，已經因為蔣中正拒絕在國際聯盟投票支持蘇聯侵略芬蘭的原因形同破裂，外加《日蘇中立條約》也簽署完畢，準備集中兵力因應希特勒入侵的史達林當然失去了支持國民政府到底的必要性。所以崔可夫只是在口頭上告誡毛澤東派兵支援中條山守軍，並沒有對中共施加其他任何政治壓力。
然而毛澤東的胃口，還不只是坐視日軍驅逐國軍那麼小而已，他還要求8路軍在能力範圍內盡量配合日軍削弱國軍。根據中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書記長黃樹芬1941年5月9日給蔣中正的電報，8路軍甚至還打算利用日軍進攻中條山的機會進攻西安。所以閻錫山的第2戰區也接獲命令，一旦8路軍對西安採取行動，就要馬上派出晉綏軍攻取延安。
可見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7個月，國共距離重打內戰只剩下一步之遙，共軍進攻被日軍驅逐到黃河南岸的國軍，並且將他們繳械的情況甚至被時任日本陸軍大臣的東條英機給記錄了下來。共軍與日軍有沒有共同進攻國軍的秘密協議？筆者沒有肯定的答案，不過他們在中條山戰場上顯然有對國軍分進而擊的高度共識，已經是實質意義上的「友軍」。
共軍成為華北戰場的主人
中條山戰役後來被蔣中正形容為「抗戰史上最大之恥辱」，因為日軍僅以戰670人死亡，2292人負傷為代價擊殺了3萬5000名國軍。另外還有10萬人，幾乎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為日軍俘虜，後來通通併入汪精衛政權的和平建國軍。原本在黃河北岸擁有20萬國軍兵力的據點，就這樣被10萬日軍給徹底的連根拔除。
在日軍的凌厲攻勢下，第3軍軍長唐淮源、第12師師長寸性奇、第98軍軍長武士敏、第70師師長石作衡、205旅旅長徐積璋以及215旅旅長趙錫章等國軍將領紛紛犧牲。他們當中的武士敏中將，甚至還在黃河北岸孤軍奮戰直到1941年9月29日才慘遭日軍以飛機炸死，而且他在陣亡前還多次遭到日軍與共軍的兩面夾擊。
等到武士敏部隊被消滅之後，日軍才將進攻矛頭轉移到共軍身上，導致中共華北根據地在1942年到1943年之間遭受到沉重打擊。不過日軍發動「治安強化運動」，掃蕩共軍根據地的目的，還是為了鞏固華北這個支應日本打「大東亞戰爭」的煤礦大後方，並不是要真正消滅中共。因為日本比誰都明白，消滅掉中共會激勵重慶的抗日意志，而重慶始終是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頭號大敵。
直到1943年5月，隨著日軍擊敗龐炳勛與孫殿英的部隊，贏得太行山戰役的勝利，國軍失去在華北戰場上的一切立足之地，日本才放鬆了對中共的軍事壓力。因為龐炳勛與孫殿英也被改編為和平建國軍，這種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戰爭可以完全交給這些仇視共產黨的「前國軍」代勞，不需要讓在太平洋戰場上焦頭爛額的日軍分神處理。
可投效汪精衛政權的前國軍，此刻已經在中共的宣傳攻勢下完全失去華北民眾支持，完全無力遏阻8路軍的壯大。再加上日本到了戰爭末期也希望經由蘇聯協助爭取英美盟國談判，對8路軍的擴張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華北終於不可避免成為了中共發展的溫床。國軍要等到日本戰敗，才在美軍協助下重新回到華北，不過失去的民心卻已經無法挽回。
大陸赤化的伏筆
可見中國大陸赤化的伏筆，其實早在中條山會戰結束時就已經埋下，國軍失去華北給予了中共真正的壯大機會。從民族大義的角度出發，中共在中條山戰役中的表現完全符合「通敵賣國」的標準，就連立場偏左的《大公報》也在5月21日由王芸生發表的社論《為晉南戰事做一種呼籲》中，對中共進行了批判。
但歷史從來就不是由民族大義這4個字來決定的，只有勝利者能來定義什麼是「民族大義」。如前面筆者所言，蔣中正與毛澤東都是馬基維利主義的信奉者，而馬基維利主義強調的是只要結果是正確的，無論手段是否符合道德都可以接受。既然中共成為了當今中國大陸的統治者，而且還在領導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又有誰能批判中共勾結日本是不對的呢？
而且坦白講，蔣中正與毛澤東在抗戰中扮演的角色是由他們所處的位置決定好的。蔣中正身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是重慶國民政府的核心領袖，而重慶國民政府又是日軍欲除之而後快的目標，所以即便蔣中正不想打日本，他為了生存也必須要迎戰。如果把蔣中正換到當年毛澤東的位置上，誰又能說他不會做出與毛澤東一樣的決定（有沒有能力玩得一樣好是另外一回事）。
毛澤東固然利用抗戰壯大，蔣中正又何嘗沒有想利用日軍替自己剷除異己？差別只是在於日軍比較願意給威脅較小的中共利用，不願意給準備與頭號大敵美國結盟的蔣中正利用罷了，很多時候如果我們跳脫無聊的道德跟民族主義去看事情，其實也就那麼的簡單而已。蔣中正精確的預料到美國的參戰和日本的投降，卻沒有料到失去華北會造成那麼嚴重的下場。
只能說國民政府誕生於南方，與北方一直都沒有緣分，直到抗戰爆發前都沒有真正在北方站穩腳跟。也難怪直到中條山，甚至於後來太行山戰役失敗前的最後一刻，蔣中正還是要仰賴北方雜牌部隊來打仗。既然沒有辦法在北方打出漂亮的抗日戰績，又無法讓北方百姓免於日軍的佔領，華北戰場的抗日話語權被中共接收也就一點都不讓人意外了。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